文化散文对现代文化散文的继承与发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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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散文对于当代中国文化重构的意义

摘要：当代中国面临着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危机——文化危机。三十年来，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下飞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断层所引发的社会文化空虚，加之对文化与教育重视不足造成当代中国文化重构缺乏必要条件和动力而难以展开。在西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冲击之下，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断层进一步扩大.当代中国政治一元化语境下，历史文化观念一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重构所依赖的文化历史观念多元化

产生了严重的束缚作用。全球化对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抑制和混乱的文化环境之下民众缺少文化认同感和自我文化定位。市场经济催化下历史文化观念走向娱乐化。社会思想中顽固的传统文化心理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文化有力图彻底消灭传统文化。当代中国文化在这一系列的矛盾之中举步维艰难以完成重构，更严重的是中国文化在可能因此而走向僵化和死亡。对于这一需要漫长时间和思索来解决的问题，除了教育熏陶和文学反思，其他短期性行政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在文学领域近几年兴起的历史文化散文正是应当代文化的反思和重构而生因而对其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重构 传统与现代 文化散文

讨论历史文化散文对与当代中国文化重构的意义。首先必须明确当代中国文化为什么要重构，要回答这一问题则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中国文化所遭受的种种冲击来说明。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面临自西方而生的现代化的强力冲击，始终在寻找如何实现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寻求平衡稳定的过渡和完美的统一。因为现代化对于西方是符合逻辑的发展趋势，然而对于中国则是为生存所迫而做出的选择，这导致了中国在各个社会层次都产生了文化断裂。中国人因此产生了一种对于传统文化依恋而又痛恨，对现代文化崇拜而又排斥。两者相互激荡是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徘徊，中国也因此痛苦地走过百年追寻史，但仍未能完成之一目标。毛泽东等政治家则力图回避这一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十年文革和改革开放则彻底否定了这一设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前回避的问题再次激化，顽强的传统文化不断制约着现代化的步伐，现代化的狂潮又不断侵蚀着传统文化的领地。自九十年代全球化浪潮下文化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退化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文化倾销更使得社会心理出现两极分化，一部分民众无法接受西方观念对传统文化的摧毁而走向复兴国学全面排斥西方，而另一些民众则走向崇拜西方甚至要求全面西化。两者的互相排斥必然使人们失去文化认同感和归宿感并失去自我文化定位最终走向自我迷失。改革开放下西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全面引入，使得传统道德对欲望节制和延迟作用的消弱，民众回避对中国文化现状的思考而走入历史文化的娱乐化。这一系列的系列的消极影响将至使中国在无法真正抛弃进入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改革和开放的关键阶段时真正抛弃“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也不可能对于古今、中西的文化进行辨证吸收以完成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向现代平稳的转换又超越西方现代化弊端与传统文化。至于将两者有点有机融合加以创新更是幻想了。一旦走入上述结果，由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大量隐而不发的矛盾将一并激发，结果必然是社会的大倒退和文化的彻底解体。这无疑是文化上的“亡国之祸”。

既然现今中国文化面临如此严重的危机，那么应该如何重构呢？是不是来个文化“大跃进”？实行休克疗法的苏联便是“好榜样”，现在的俄罗斯处于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崩溃时期，民众心理严重失衡导致国家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疯狂发展，政府公信力也急剧下降。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改革开放攻坚阶段的大国，存在大量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留下的潜在矛盾。我们必须考虑文化的重构的速度与方式是否处于民众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之内。有一点不能忽视，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与现代社会观念多元化之下，中国难以在短时内形成具有全社会威信的主导价值体系，面对传统和现代的挑战，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政治等强制力革命式的向现代性狂奔是十分危险的。现代性中的存在的后现代提倡解构一切，反对建构。跳跃式地推动当代文化重构只会引发后现代主义的泛滥从而使得社会文化失范的加剧。上面提到的手段只能进行物质和行为层面上的文化构建，文化重构的核心是观念和思想的重建。只重视前者只会文化的空虚化甚至反文化当代文化的重构只能以行政手段等作为文化外围辅助，教育熏陶和文学反思为核心手段，让民众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对传统与现代有了客观正确的认识并拥有明确的自我文化定位走出文化无意识并且对历史文化娱乐化和西方文化有了理性认识鉴别出其中的利弊。

不得不承认的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难题：第一：如何冲破政治语境下历史文化观念一元化，走向历史文化观念多元化，这是前提。因为我国当代文化重构中过度强调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诉求导致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反思难以展开。第二：如何使民众看到传统与现代各自的实质与区别又看到其中的融通，这是核心。第三：如何让民众在文化历史娱乐化的现实中对其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自身的文化定位，这是出发点。从现状来看，中国教育在政治化、利益化、应试化影响下未来几十年内，都无法承担当代文化重构的重任。文学领域近几年风行的文化散文是在当代中国文化人对文化现状反思之下产生的，对当代文化的重构有重要意义。

既然历史文化散文对于中国文化的重构有重要意义，那么其自身的特性一定对于当代文化的构建面对的问题的解决有作用。首先历史文化散文展现出一种不同于政治语境下历史文化观念的独特而又深刻的历史文化观念。这是历史文化散文对当代中国文化重构产生重大意义的前提。中国是唯一一个历史未曾中断的古国。几千年的史书延绵的发展和积淀使中国文化形成了完整而复杂的体系，中国文化的内核是在历史演进中提炼和积累的。要实现传统和现代的有机融合从而完成有传统到现代的平稳过渡，只有摆脱对中国历史一元化的解读，对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历史重新解读。历史文化散文恰好以一种野的一致的独立的民间的历史见解比起官方的和学究的，他少了一些刻板和形式化，也少了一些矫揉造作。多的则是一份坦陈和正义。因而它更能深入历史本质扣问文化。《东林悲风》中如此沉痛地倾诉：“他们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又是改革社会实践上建树碌碌的失败者，他们是壮怀激烈的奇男子，又是愚忠循礼的士大夫，他们是饮誉天下的饱学之士，又是属于权谋的政治稚童。在他们身上陈显出一种相当复杂的历史和道德评判的二重奏，十七世纪的社会环境是他们走到了封建时代所能到达的最高峰，他们却终于没能跨越半步，只能以惨猎德冤狱喝毁家亡身的悲剧震撼人心，激励后辈越出藩篱迎来新世纪的曙光”。这无疑是东林人最生动的肖像，这平白如话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那些仁人志士们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他们对自身信仰的坚持和不屈中渗透的无奈和卑微。这里没有高大全的评语更没有阶级论之类的上纲上线，但他以文学审美的视角带我们对东林党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进行了冷静和中肯的分析。当作者写到东林学者们面对当权者们的迫害时反而没有普通大众们坚决反抗，反而大谈“死于王家，男儿常事”时，评价道；“这是一块商风大渐，市民阶层开始崭露头角的舞台，但刚刚萌芽的商品经济又深埋在封建经济的土壤中，市民阶层的脚跟也相当软弱，他们只能附和在别人之中隐隐约约喊出自己的音乐”.这段文字全无“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某某主义”之类的陈词滥调，却直指历史背后的真实，抛开了意识形态的诉求的遮遮掩掩和功利性追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正是这样独特而又客观的思想闪光才使读者对官方历史的盲从而产生自己对历史的独立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的重构只有在历史文观念多元化的背景下各种观念自由抒发，在相互争论中逐步打下基础。

除了独特的历史文化观念，历史文化散文还有一种大历史品格。他将一切讨论纳入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去观照，带领读者在过去与现实，东方和西方之间穿梭。这种品格超越政治、经济、文化、的鸿沟让读者看到传统与现代之间巨大的区别与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并存。更让复古者看到历史的阴暗，重洋者看到现代的虚伪。当我们跟着夏坚勇《走进后院》见证了一代大儒王念孙在那个云蒸霞蔚和昏天暗地的乾隆四十年，看到圣主借玩着“清风明月”、“首发成濯”等文字游戏在江南文人里杀得桃红柳绿杏花雨，后乞假归里以毕生心力为经典做注而成就一代考据学大家时，也看到了法国的勒威耶和英国的亚当斯根据天体力学预言海王星的存在和位置。夏先生赞叹道“：他们的科学发现客观上似乎缺乏可比性，但就其在各自的领域所达到的高度，就其治学的精深和严谨而言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关键之处：“宏观上看他们的色彩过于单调，应为他们毕竟生活在那个色彩相当繁复亦相当辉煌的十八十九世纪。这种单调当然不能由他们自己负责，更何况他们中间已经有人在高呼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段话真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一针见血的指出那个时代传统中国承受的惨无人道的思想迫害和中国人本性中难以去除的守旧心理给处于大变局之中的中国的命运产生多大影响，东方和西方就在这一两百年里踏上决然不同的道路。是必然还是偶然？难道传统土壤里永远生不出现代的果实？中国何时能走向思想自由的时代？中国人何时能够大胆的走出祖先的阴影，看床自己的天地？这段简单文字里充溢着无数作者对众多问题的思考，也让读者陷入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的思索。如果说《走进后院》让我们学会拷问中西，《英雄赋》则是对现代社会的思索，作者在这里揭开了科技与民主包装下现代社会的面纱：“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时代，一个大家伙儿彼此彼此的时代，一个既没有奇迹也没有权威更没有大喜大悲的时代，一个许多人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坐在电视机点嗑瓜子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太讲究滋味又恰恰导致了味觉感官的退化，到处弥漫着一团混沌和暧昧的气息”。人们的情感：“我有诸多的不如意但绝没有愤怒，因为我们表达愤怒的方式也要看别人的你暗色，也要别人画圈同意”。这一字字一句句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浮世绘，现代社会难道不是钢铁与信息焊接成的怪物吗？人们创造了他，却甘愿成为其奴隶，将一切交个它主宰。在现代化武装下看似伟大无比的人类其实是如此的无力和卑微，连笑和苦都不能控制。这难道不是一个人不能决定自己的时代吗？除了看到现代与传统的各自区别，我们也应该发现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人创造的时代，无论有多大的鸿沟，两者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东林悲风》中作者看到一块民国三十六年募捐重修东陵书院的记事碑，上面的募捐者以杨、荣、薛三姓居多，而他们的经历大多以读书入仕，而后又官商兼备成为儒商，到本世纪初夜开始弃绝官场兴办实业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巨子,作者意味深长的感叹道：“一般的论者认为，明末东林党人的崛起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我认为这还不是新时代的起点。重点和起点一步之遥，却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今天我站在东林书院的回廊里，突然产生一种奇特的联想：中国的民族工业巨子为什么首先发端于江南？中国近代的工业巨子为什么出在无锡，是不是与面前这座书院有着某种割舍不开的渊源？或者说这募捐碑上的杨、荣、薛三大姓是不是可以看作东林后学”。这段话无疑点出了东林书院的精神对近代的深远的影响。“对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来说，历史评价总是有时限的而道德评价却有着相当久远的超越性，它留给后人的不在当时当地的是非功过而是为国为民的道义和良知，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积极入世、高标独立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鞭霆掣电、拔山贯日。”这段评论显现出传统精神的传承对于中国人走入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物质层面已经死去，但其内涵的体现人类伟岸的精神应该被我们继承，他是我们现代文明赖以发展的精神支撑。现代与传统各有其弊端和区别，但从来都是相连的。文化的重构应带将两者结合起来，以历史和人类的胸襟容纳他们。

最后历史文化散文必须拥有一种“史识”，即对历史和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精神。自中国文明史发端至今，中国人一直生活在文化无意识之中，这与中国人在长期小农生产中形成的实用理性与经验主义密切相关，这是中国人很少反思自身文化也对此毫不关心。这与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产生巨大冲突，因为文化的建构必须以在对过去文化与历史传统以及现在的文化的批判和继承之上，这要求民众必须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进行反思。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作用的扩大化导致人们生存压力过大，精力过度透支，对文化和历史较为淡漠甚至要求提升其娱乐化程度来缓解现代社会的压力。文化历史散文通过作家对自身文化和历史

的审视和追寻来激发民众的思索，当人们从娱乐化的浮躁和文化无意识的空虚中走出来并真正的理解自己的文化的流变和实质，文化的重构才有落脚点和切入口。《大运河传》中作者对于对视了几百年的长城和运河做出了独到的见解：“古老的运河与同样古老的长城默默对了几多春秋。这是雄迈与坚韧的对视，是高远与深邃的对视，是冷峻与妩媚的对视，是阳刚与阴柔的对视，是铁马秋风与杏花春雨的对视，是石破天惊的伟烈与世俗生活常态的对视”。这一连串的排比是对这两个中华史上的伟大工程最犀利的评判，这一评判抛去了过度藻饰的表面描写而直击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从而读者则从另一种角度看到两者的文化精髓。在《石头记》中作者为我们揭示了长久以来深藏于民族内心深处包公情结的原因：“一个西方哲学家说过‘产生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我想，膜拜清官的人民大概就更不幸了，因为这种膜拜大抵不会是幸福的舞蹈，而是痛苦中的祈求。在中国，反腐败永远是一个既古老而又现实的话题，至少在小民百姓的空间里，它的分量要比那些经邦济国的改革纲领重要，也比那些不管产生了多大“轰动效应”的诗文辞章重要。小民百姓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衣食温饱，他们的旗帜上用黑血写成的大字：生存。因此，为官的清廉和贪酷，往往成为他们对政治最朴素的评判。至于这个“主义”和那个“主义”，大抵只是精英伟人们关心的事情”。这是对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心理的深度解析，即中国人从来都是顺民，他们从不要求民主和自治，只祈求统治者能仁慈一点点，少剥削他们一点点，高呼万岁了，这段话生动了中国人对于政治的民族心理。就是这样的文字足以让读者如当头棒喝，打开了蒙蔽着民众心理的文化无意识，也让民众对文化和历史不再仅仅把抱着娱乐的态度而是愿意走入文化和历史深处，不断的反思从而多一份人文忧思和对于历史文化的责任感。这无疑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构提供了立足点。

综合上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文化散文以它独特的历史文化观念为当代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多元文化历史观念前提。同样，其深刻的反思批判意识也为当代文化的建构提供了突破口和切入点。更重要的是，其所具备的大历史品格使民众真正对传统和现代多了一份清醒和客观的认识，让他们在鉴别中将两者融通并融入自己的自觉之中，这样当代文化的重构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尽管历史文化散文目前仍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病，这只是一个新的文学题材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的插曲，只要好好把握，它一定会对当代中国文化重构产生重大意义。

参考书目：作者：夏坚勇 作品：《长河如烟》（当代世界出版社）、，《旷世风华》（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浅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文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思潮。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运动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探讨。本文试从整体上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从六个方面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以便于吸收和利用其合理的成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论文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多样性 批判性 现代性 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兴起并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一股哲学思潮。它以时代的变化为借口，提出并企图用西方近现代的某些哲学思想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使之“完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整体上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相反，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它采取简单化的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扬弃的方法来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中吸取积极、有利的因素。本文试从整体上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抽取出其共同、一般的特征，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学派的多样性

　这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林立、理论繁多，并不能纳入一个完善统一的“公理”和通用的模式，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与多变性。这是一个只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所了解、接触就会感觉到的不争事实。其中有影响的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十多个学派。而且有些大学派里面还套小学派，有不少分支。可以说，在这众多的学派中也找不到两个观点毫无分歧的哲学家。此外，各学派之间还不断相互影响甚至交叉。因此，人们要准确地说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多少个流派可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导致同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会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的交叉、综合以及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在哲学思潮上的体现。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缺乏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缺乏旺盛的生命力。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营养以寻找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二是大多数西方哲学学派在其创始人生前曾风行一时，以后却如昙花一现，之后或者因为内部分化而衰落，或者与其他学派融合产生“新”的学派，或者被另一种学派所排挤、所代替。而后者接着也遭受到前者同样的短命厄运。如黑格尔主义一新黑格尔主义、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等。

　总之，它们只有不断的改变招牌、更换门庭才能维持其生存。这样产生的多样性并不是正确的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错误的片面的彼此交替和对立的结果，而只是一种错误的和另一种错误的、一种片面的和另一种片面的相互对立的结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是正确而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西方哲学就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这同样也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表面的多样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以及运用不同的哲学流派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客观上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的深人。但是，往往容易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局面，其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歪曲，最终使研究陷人死胡同。

　二、内容的两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学派林立、多样且多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容上也杂乱无章、无规可循。综观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问题；二是关于人的问题。正是这两个问题把这一思潮区分为两种类型：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或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大思潮的产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在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曾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主义的两大思想武器：用科学主义反对迷信，用人道反对神道。那时的资产阶级既重视理性、重视科学，于是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同时又重视人道、重视人权，于是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纲领。这二者是统一的。随着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严酷的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的进步、机器的运转，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反而带来了使人异化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同时，科技发展本身和人类社会生活本身也提出了大量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分裂Et趋明显：理性主义一方面越来越来把人的问题从科学范围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从抽象的思辩的理性主义转变为具体的、实证的理性主义。与此相应，它把人道主义斥之为虚伪的人道主义，而把自己标榜为一种要回答人的原始之内在本质的“新人道主义”。这样，终于在十九世纪分裂为两大思潮。

　就科学主义思潮来说，对它影响最大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发生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由电气化时代步入信息化时代。科学的大分化、大综合的结果，出现了边缘性学科、横断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这样三大类型的新兴学科。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客观实事面前，那种主要以数理逻辑结构为工具，从横向静态地分析自然科学的逻辑结构和逻辑方法的学派逐渐暴露出不能说明科学发展规律的弱点，从而不得不让位于那种主要与科学史相结合、从纵向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学派。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再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正是表明了这种由横向到纵向、由静态到动态分析的趋势。

　就人本主义思潮来说，对它影响最大的则是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历史现实。西方社会在这半个世纪中经历了战后恢复、相对繁荣、停滞危机、滞胀复兴等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科技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下的各种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从酝酿到爆发、从潜伏到表面化；社会道德风尚日益败坏、精神文化日趋坠落、垄断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的统治也随之加紧。这些矛盾的积累，终于在六十年代后期导致了一场震撼西方社会的新左派运动。

　我们必须看到，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仿佛是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提高所带来的社会压制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当然是极为荒谬的。不过，它提出了如何处理好科技与人的关系的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现代性

　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口号下，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通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特别是早期的著作来“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一方面，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较之于马克思本人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新趋势和新特征。而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即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它的许多原理所赖以成立的现实基础消失了，不能解答现时代提出的各问题，因而过失了，必须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以适应当代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马克思的理论被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歪曲，已变得面目全非，所以需要正本清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与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和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与时代同步，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在时代已经事过境迁、社会实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要求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回答现代社会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绝对是错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时代的前列，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分析解决实际的问题，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然而令人感到遗憾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操作过程中，修正的已不是个别的结论与说法，而是抛弃了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等，对此，仅以现代化做为说明是没有道理的。

　四、纯学术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纯的学术性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局限于学术研究的圈子里。正如安德森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它在学术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院式的特征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它的奠基人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都力图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只是到了三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开始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主要当作纯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种变化最初是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表现出来的。霍克海默在三十年代初创立批判理论时就表现出明显的脱离工人运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沿着这一条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曲折道路而前进的。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具有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特征并不是说他们闭门造车，不关注现实，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所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是当代社会的紧迫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如在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他们的理论就成为新左派的思想武器。因而这主要是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言的。

　五、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向各种学术思潮开放，吸收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成果来“补充、修正或发展”自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寻根探源，续马克思的家谱。即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体系来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卢卡奇等人主要是利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最精华、最能够表现其性质的是辩证法，辩证法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甚至包容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恩格斯及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然辩证法。而是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来的最宝贵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正是这种“主客体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的本质，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辨证过程，也才能指导社会走向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理想状态。二是主张吸收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因素，“补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相融合。如萨特等人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人，“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留下了一块人学的“空场”，而存在主义则强调了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必须把存在主义“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萨特等人也因此而得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成果，广泛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来拓展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具有明确的理论性质和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其列各种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吸收，是在消化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体质，促进自身有机体的发展、成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实际上更像是在拆卸、组装零部件，把一些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做法直接结合在一起，往往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

　六、批判性

　批判性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运用这种“批判的精神”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及其表现出来的批判方法，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的精神，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作用，最迫切的是必须恢复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性质。不能像恩格斯、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包罗万象的总体法则和理论体系而加以遵守。而应以批判为中心任务，展开对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等社会现象领域的全面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不同的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特别是他们深刻分析、揭露了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之中存在着人性的丧失，可以说是非常有见地、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过分地强调批判性、而忽视了科学性，实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解曲释。

　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拓展，这两个核心概念，不但对革命主体先天性的摒弃，而且对革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动力，因此提升了法国当代反叛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可能性。本文对这一哲学基础，展开了讨论。

　一、认识论断裂的意义

　不同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阶段，是指强调多样性和生成性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这不但是在理论上的一种划分，而且是现实社会演进中的一种划分。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一场黑格尔思想入侵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在黑格尔思想的入侵下，尼采哲学、克尔凯郭尔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都对思想界进行不同程度的冲击，这种思想的'多样性，不仅促成了新尼采主义，同时产生了具有创造性的法国黑格尔主义，在这一进程中，暂时的呈现比较完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萌芽是法国新尼采主义和法国黑格尔主义。亚历山大·科耶夫在研讨班上分别对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是法国哲学中输入了人本主义；另一方面，把人阐述为“一个人的欲望总是他者欲望的欲望”的某种存在的基础，为消散主体性开辟了新道路，这个新道路就是欲望主体的生成和欲望主体的消散，这种理论归类方式把原本复杂而丰富理论变的简单化和抽象化。详细而论，阿尔都塞强烈的拒斥法国黑格尔主义思潮，所以，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将关注点黑格尔转向尼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的关键契机是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

　在认识论断裂的过程中，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有两方面的意义，一种是时间上的断裂，就是指以时间上的不同阶段阐述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断裂。另一种是逻辑上的认识断裂，在哲学认识论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内在断裂，所以，不管是哪方面的断裂，都预示着黑格尔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断裂。阿尔都塞明确地认识到：“简单的颠倒并不是断裂，不是将颠倒的事物颠倒过来，就能因位置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事物的本质和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转向科学的进步。

　阿尔都塞不仅强调马克思存在这种断裂，而且也斥责了那些企图回到黑格尔的想法的人，这种谴责带着政治宣言的色彩，逼迫其追随者另辟蹊径。这些学者都阐述了黑格尔思想，但最终却殊途同归，用其他的方式发现“认识论断裂”。

　二、和解与断裂的逻辑意义

　科耶夫为代表的那些人道主义阐释者就是伊波利特所指的“某些阐释者”，他们对黑格尔进行转变，变成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类学。伊波利特尝试改造法国黑格尔主义，他的阐释方向是：由原来的人本主义阐释，转变为向逻各斯主义的逻辑阐释，这种转向更像是一个严谨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但是伊利波特努力的完成《逻辑与存在》这一著作，在此书中，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仅仅是把法国黑格尔主义思想从原来对人的存在的关注转变成现在对逻辑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寻找一个能够经存在和逻辑加以和解的融合点，因此补充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互相存在的鸿沟。在和阿尔都塞的相比之下，传统的伊利波特似乎主张非断裂，但是从实际出发，他的理论推演过程，显得过于急躁了。

　在以语言为中介的自我意识方面，伊利波特曾尝试把逻辑和存在相互连接，与此同时，在他看来，语言包含几个关键要素：第一是存在；第二是反思；第三是意义。作为语言的重要构成要素意义，它意味着在反思过程中对语言实体性要素的否定和舍弃，所以，意义的本身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存在方式，伊波利特所称的“意义的逻辑”就是指黑格尔的逻辑学，伊波利特所阐述意义的逻辑指的是和解和共在，某种普遍和特殊获得思想辩论整合的个体性，在之后德勒兹使用过它，情况却大相径庭。

　和解被归为意义层面之时，和解随之变成语言学的一个问题，意义的语言学回归还存在着危险：就是和解的终点转向断裂的起点。这个是语言的核心问题且无法回避：概念的综合就是语言，它所表达的事物是外部的客观存在和语言的存在有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的存在会导致意义成为对抗性存在的一种表现。伊波利特用思辨逻辑来努力整合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此种断裂却总是存在和解的思辨逻辑之中，对于伊利波特来讲，意义的逻辑就是思辨的逻辑，语言的和解中会一直会有思维和存在的断裂，这种结果使得伊波利特无法预知。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勒兹阐发一部书，名字叫作“意义的逻辑”，书中主要阐述了意义的和解所包含的内在断裂。

　三、从意义生成性内涵到事件哲学的产生

　伊利波特把意义作为思辨逻辑的主要关注点，是不可言语的阐述方式，没有直接的超验性。在黑格尔的阐述过程中意义的存在本身就存在辩证关系，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因此，在德勒兹的思想中直接成了“生成性”并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基本内容，意义本身就存在悖论性。

　德勒兹认为事件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实现的问题。在政治事件实现中，使“多元”的意义展现出“唯一”的存在模式，这种唯一存在的模式却不能真正的凸显出断裂的意义内涵，后者所包含的多样性和生成性不能只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因为，断裂中会一直存在意义所包含的现实政治事件和意义，所以作为意义的事件是政治事件持续爆发的内在原因，而不是真实爆发的这一政治事件，它和真实的政治事件是存在多余的空间，然而这个多余的空间往往是社会革命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所以，法国激进左派对事件哲学乐此不疲。

　四、总结语

　本文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基础转变进行了简单的阐述，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种批判让学者重新思考了哲学的问题域，而且在断裂中传承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和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我们在学习伟大思想家的抽象理论时，他们不但对哲学本身进行探讨，而且不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的研究，在这期间，所经历的哲学思想促进我们今天更好学习和面对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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