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歌的主要流派(“五四”诗歌、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朦胧诗、新生代诗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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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其主体是用白话写作,以打破旧诗词格律为主要标志的新诗.最早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1917年2月2卷6号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1920年胡适《尝试集》出版,是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代表初期新诗最高成就的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他的《女神》中大部分作品写于1920年前后,传达着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开一代诗风.

1926年围绕北京《晨报》的《诗镌》,集合了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律的诗人,其中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他们随后还创办了《新月》和《诗刊》,"新月派"由此得名.新月派诗人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主张诗应当有音乐的美(主要指平仄,音韵),绘画的美(主要指词藻,色彩与意境等),建筑的美(主要指诗节句式的匀称整饬),总之要"理性节制情感",带着"镣铐"来"跳舞",这是对诗人更高的审美要求.

"新月派"的"重镇"除了徐志摩还有闻一多.闻有诗集《红烛》,《死水》.《死水》贯彻了"三美"的追求,以想象的奇丽,节律的和谐,格式的整饬以及色彩的鲜明称著.其中《死水》一诗以"死水"作为旧中国衰腐社会的象征,表达了对不合理现实的嘲讽与愤激.闻一多的诗讲求艺术锤炼,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20年代后期又兴起象征派诗风.受西方象征派诗风影响的还有著名诗人戴望舒.1928年写成的《雨巷》,以悠长的"雨巷"和迷离变幻的"丁香"一般的"姑娘"这两种意象互相交错回环,构成美丽,朦胧而又带有感伤味道的氛围,以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是现代诗的经典之一.

"现代派"诗歌流派,是指1932年之后围绕《现代》杂志的一批诗人,包括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废名,林庚,等等.何其芳的《预言》等诗华丽,精致.卞之琳的《数行集》,《鱼目集》里的作品善于将日常生活的观察转为哲理性的感悟,其圆熟,冷静的表达常常出奇制胜.

30年代还有另一诗潮是"左联"倡导的革命诗歌运动,以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为中坚,特点是密切反映时代变化,抒发革命激情,追求形式的大众化,通谷化,追求刚健壮阔的力之美.30年代成名的艾青和臧克家也是贴近现实,有强烈的革命使命感的诗人,他们的创作更能代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成就.

更能代表抗战时期以及40年代新诗发展水平的,是"七月派" 和"九叶派"."七月派"是在艾青影响下,以理论家胡风为中心的作家诗人群,代表人物有绿原,阿垅,曾卓,牛汉,等等.

"九叶派"则是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另有专门介绍),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80年代出版有他们9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

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抒情诗是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文体之一.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是群众自发的诗歌集体创作运动.

新时期首先出现的是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稍后出现了有关"朦胧诗"的讨论,说明一种新生代的诗歌正在文坛崛起.

"朦胧诗"不仅仅是某个诗人群,或者某类诗作,而是一种带有叛逆性,先锋性的创作潮流.因其作品在艺术上多用总体象征,具有表达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而被称为"朦胧诗".如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等,是"朦胧诗"的代表作者.

几乎和"朦胧诗"群体同出于80年代初期,而在90年代终于成为主潮的"新生代",是比较庞杂的诗人群.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子,王家新等为代表的所谓"后朦胧"诗人,此外,还有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他们的特点表现为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观念上的反崇高,反英雄,艺术上则反优雅,反意象,有意用原生态的口语入诗.

《再别康桥》

网络现代简文体 代表人物如：飞莫鱼然、沈鹏等

简文派最早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4年才逐渐成型，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诗歌文体。主要讲究行文简短精湛，诗歌注重口语化的表达，神韵自然，因此这一类诗词也叫“口语诗“。早期的代表性文学作品有《观水浒有感》、《引力波之歌》。

与朦胧诗相同的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创作群体，简文诗“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因此不被外界人士所知晓，至今也不曾引起国际社会任何的论争，好似潜移默化中默默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却不想被人们所知晓。

一些梁实秋的生平故事或事迹

作品写于1928年11月6日，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

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

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

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

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

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

文化》）

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

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可

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

一篇。

第1节写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连用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

到诗人踮着足尖，象一股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而那至深的情丝，竟在招

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彩。”第2节至第6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披着夕

照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树荫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到：第

一个将“河畔的金柳”大胆地想象为“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语，化作有生命

的活物，温润可人；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后，竟变了

“彩虹似的梦”。正是在意乱情迷之间，诗人如庄周梦蝶，物我两志，直觉得“波光里

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这种主客观

合一的佳构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第5、6节，诗人翻出了一层新的意境。

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

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高潮，正如康河

之水，一波三折！而他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跣足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此时的沉

默而无言，又胜过多少情语啊！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首阙回环对应。潇洒地来，

又潇洒地走。挥一挥衣袖，抖落的是什么？已毋须赘言。既然在康桥涅盘过一次，又何

必带走一片云彩呢？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

胡适尝言：“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

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

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追悼徐志

摩》）果真如此，那么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不正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缩影吗？

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

尤重音乐美。他甚至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 rhyt

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

拿来澈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诗刊放假》）。

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

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

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

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

的诗人气度。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闻一多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我国著名学者、教授、文学家、翻译家。20年代起活跃于中国文坛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师大、青岛大学等校任教，主编过《自由评论》周刊、《时事新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月刊。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著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他长于文艺评论，有不少理论性文章，在书评领域有重要建树。

梁实秋最早的书评是1922年写的《〈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作于1919年。当时影响很大。胡适称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认为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草儿》是康白情创造和解放的例证。认为《草儿》是开创新诗一个时代的作品。“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可算是大成功了”。但是，梁实秋的评论几乎完全相反，几乎是针锋相对。他引用《草儿》里的大量诗作，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草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在中国20年代初新诗坛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要通过评论消除这种影响，藉以扫除诗坛的鄙陋之风。他说《草儿》一半算不得诗。有些只是演说词，分成行便成了诗。“《草儿》里的纪事文字太多了，占了全集大半”，“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草儿》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丰富，想像力当然也没有施展他最大的价值之余地。”他和胡适的评论，都是1922年秋天所写，前后仅相差19天。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草儿》加以肯定。梁实秋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否定。梁实秋时年19岁，颇有初生牛犊之气，亦有猛虎下山之势，毫不留情地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实秋书评的个性和评论特点。这种特点和气势，在后来的书评里，除和鲁迅的论争中，有所显示外，其他时间似乎没有了。

对《草儿》评论以后，梁实秋还有1928年出版的《书评两种》，评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玛丽·玛丽》和1980年出版的《书评7则》。7则书评是：《读马译〈世说新语〉》、《西方的典籍》（赫琴斯著）、《青衣·花脸·小丑》（丁秉鐩著）、《读〈烹调原理〉》（张起钧著）、《读〈文明的跃进〉》（布罗诺斯基著）、《祝〈书评书目〉五周年》（期刊）、《读〈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他只把这7则和评潘光旦的两则共9则当成书评，其实他的书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评胡适的《尝试集》、《西莹闲话》、《誓还小品》、《独往集》、《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现代学人散记》等，此外还有评徐志摩的诗文，对鲁迅等散文的评论。

在后来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没有当初评《草儿》的那种锐气，比较平实柔和，比较随意，比较分散。只注重可读性、艺术性、兴趣所致，随读随评，不成体系，缺乏系统。但是，不管他评哪种书，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者和作品内容，用他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讲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评析出原著的特色，这充分反映出他知识的广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锐敏和活跃。

这里，举出他评书的几例，以说明他书评的特色。《读马译〈世说新语〉》，不仅简要地评介了《世说新语》的内容价值；“3卷26篇，1134条”，“写作在南朝文风炽烈之时，文笔非常优美，简炼而隽永，涉及的事迹起于西汉止于东晋300年左右，人物达600人，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还着重地评论了“译”的功夫。他针对别人否定马译的议论，为之正名，为之肯定。他以自己试译不成而拱托《世说新语》之难译，自己译“二、三十段后即知难而退”。他盛赞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专心一致，锲而不舍，全文照译，绝无脱漏，难能可贵，最值得钦佩，充分肯定翻译此书的成就与向外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读〈烹调原理〉》，评得十分有趣。这是一本反映饮食文化的书。他认为饮食是生活艺术中的重要项目，食谱应重于情趣。此书“对烹饪一道做全盘的了解，条分缕析地作理论的说明，真所谓疱丁解牛，近于道矣”。他在简单的理论概括之后，便将饮食艺术化，以自己的实际体会，带文化色彩地、艺术地将北京有名的老酒楼，名牌名菜烹调之术加以分析介绍，不仅评得有趣，且使人馋涎欲滴。他评饮食的书还有《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评论中除了将饮食艺术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谈吃，深深地显露出他对北京，对故乡的深切怀恋之情。

萧继宗的《独往集》是一本杂文，梁实秋用杂文手法，层层深入地评论。文章开头是“狮子和虎，在猎食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狐狸和犬，则往往成群结队”。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点，萧君的与众不同。继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话自说”解释其作品是“不追逐时髦，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言不由衷的话”。这样深化作者的个性。进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见地，不人云亦云”。作者有幽默感、正义感、文章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再抓往《哆嗦》篇，深入发挥，用实例证实自己的结论。最后以《立言》篇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向科学方面寻出路”，全文戛然而止。评论虽不长，却层层深入，富于哲理，耐人寻味。

有人评论梁实秋“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这是指他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都有研究。的确，他对西方文艺研究是比较深的。和评国内作品相比，梁实秋对西方著作的评论，成就要大得多。特别是对介绍和引进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他的评论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何瑞思之〈诗的艺术〉》、《评〈沉思录〉》、《汉烈的〈回意集〉》、《怎样读〈英国文学史〉》、《辛克莱尔的〈拜金艺术〉》、《玛丽·玛丽》、《读〈文明的跃升〉》，《读〈历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学评论的鼻祖，他的《诗学》被西方奉为批评理论经典。何瑞思是罗马最大的批评家，他的《诗的艺术》是相当于《诗学》的批评杰作。梁实秋在评论中不仅介绍了两书的内容、特点，还联系时代背景，阐述了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肯定它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说《诗学》的主旨在于申述一个普遍的艺术原则，不在批评希腊全盛时代的那些作家。所以我们应把《诗学》当做艺术原理的第一部杰作，不应把《诗学》仅仅当做某一地点的产物。认为《诗学》的论述有普遍意义，推崇为一种普遍原理。何瑞思的《诗的艺术》对文学的批评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评学说“泰半不悖亚里士多德”，是两篇很出色的学术评论。其余为对哲学、文学史、历史、小说的评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梁实秋在评论西方作品的同时，还评论了多篇批评理论著作。他1934年出版的《文艺批评论》是一本关于欧洲文艺批评的专论。内容分绪论、古典的批评——希腊时代、古典的批评——罗马时代、中古与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浪漫主义的批评、近代的批评、结论。他联系各个时代的作者、作品，按历史顺序，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思想发展的情势，不仅是客观地叙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评析，既系统又有一定的深度。他还写有《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论》、《西塞罗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辩》、《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这些评论涉及了批评领域理论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读这些评论对我们了解西方文艺评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重辩“抗战无关论”——真君子与真小人的争斗

多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于是当即写下遗嘱，连夜逃离北平去了四川，从此数载飘零，妻子离散，苦不堪言。而长久以来，这个人却被很多人称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汉奸，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说的是梁实秋先生。

青年时代的梁实秋是个衷肠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备饮马中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论抨击实事。北平未沦陷之前，他在饭桌上沉痛地对自己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你明天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对他采取一点行动。他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司事张忠级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同行的还有叶公超等人，但是为安全起见，几个人竟在火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终途不发一言。

客观来说，战争时期，文人的直接用处并不大，但是大家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在联大教书，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周作人，不听朋友们的规劝，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梁实秋不想去教书，与武人出身的沈从文相比，梁实秋反而有一种更为入世的情结。很多文人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贬得一文不值，以衬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实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彦明采访的时候说过：“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他试图以学者的视野关照政治，这注定了他一生会屡屡碰壁，李敖曾批评晚年的梁实秋太过窝囊，但这其实也是历尽沧桑后的无奈。正如他晚年所说：“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结束，大乱又起，避地海曲，万念俱灰。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

让梁实秋名声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当然是和鲁迅先生的论战，第二则是千夫所指的“抗战无关论”，第三则是风行海内的《雅舍小品》，至于翻译莎士比亚，个人以为倒要向后靠了。鲁梁论战一下子使梁实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他住筒子楼的时候就有人骂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让人抓住一点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风骤雨般颠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

这就是让他背了半辈子黑锅的那段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字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入情入理，实际上字面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这些话显然有点太过书生气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正如梁实秋后来所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这是左翼仁兄善于给人带帽子的惯伎……抗战前的五六年间，左翼仁兄一直在攻击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与文学无关的力量，企图造成一种声势称霸所谓‘文坛’，来‘为政治服务’。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异议。我批评过鲁迅译的《文艺政策》，我也揭露过‘普罗文学’之暴起与突落，我一贯主张思想自由，这都是遭当时某些人之大忌的。抗战军兴，我更主张一致对外，不能同情对政府一切阳奉阴违的行动，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因此就有人制造了一个‘抗战无关论’的帽子送给我戴。其高潮是延安拒绝我以‘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观察团’团员身分前往访问。其实我是怀着很大的热诚希望能去实地访问。”显然，所谓“抗战无关论”并非来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来自于别人的推理，这种推理是蓄谋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时候梁在上海为别人出庭作证，就被田汉（田当时在旁听）有意误传为梁实秋被捕，而且被捕后还托胡适向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求助云云，这次推理较之 “抗战无关论”更加匪夷所思，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民族问题那么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个注解而已，所以也就没有“抗战无关论”那么大的影响力。

梁实秋的言论被曲解之后，马上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围攻，我们来看看不同的人所使用的不同的攻击方式：

罗荪在重庆1938年12月5日的《大公报》上说梁实秋是故意“标新立异”，而且是在“投人所好”，是“赌场上的押冷门”。“标新立异”还则罢了，“投人所好”这个词，在当时真的是十分危险。试想，大家都在写抗战，忽然梁先生说不要写抗战了（实际上梁说的是不一定非要写抗战，在这里我们先按罗荪的理解来推理），那么梁先生这时在偷谁所好呢？***？当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那当然就是大日本帝国和他们的汪先生了，所以这就是梁先生所押的“冷门 ”。梁实秋的本意其实只是想提高报纸副刊的质量，但是从罗荪的渲染开始，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梁以前的和潜在的论敌们都意识到，这是把梁实秋批倒批臭的天赐良机。

有意思的是，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脱离现实”，是“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幻想”，竟说梁“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物里面的”，现在则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对此，梁实秋郑重反驳：“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时要坐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自命为左翼作家的一位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这一笔，不高明。”抬杠本身不是坏事，但是捏造论据的抬杠，是低劣的抬杠。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的卖国思想，又在接下来的《再论“与抗战无关 ”》（我实在不明白“与抗战无关”几个字为什么要加双引号，这明明是罗荪本人造出来的）一文中，举出梁实秋在很久以前的《自由评论》上说过的“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的言论为证，但是他好像没看见后面写得清清楚楚，梁先生让大家放弃大国心态的目的是为了自强。对此，梁实秋未作反驳，因为不看上下文是小学生才会犯的毛病，罗荪先生这一笔，更不高明。

著名的左翼批评家巴人也在其《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中说到，梁实秋“要求无关抗战的的文字”是“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读到巴人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抗战的时候是不允许写与抗战无关的文字的，所以小学生写“人口手上中下”与抗战无关，就不是中国人；所以帐房先生记个帐与抗战无关，也不是中国人；所以抗战时期的钞票上只印着面额和“××银行”的字样而没有抗战标语，所以花这种钱的人，全都不是中国人。我猜巴人同志当时无论写什么都会先写两句抗日的话，就算是上厕所，也要先在草纸上工笔正楷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又想起从前的结婚证上，在正文之前，总要有几句“备战，备荒，为人民”之类的毛主席语录，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巴人又说，梁实秋“痛骂抗战文艺为‘抗战八股’”，根源在于“想达到他那压制抗日的国防文学的怒潮似的生长”，说梁实秋想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 ”，而是抗战本身。天哪，梁实秋一介书生，居然想“压制抗日”、“消灭抗战”，他胆子忒大了，能耐也忒大了。马季先生说过一个相声：有人说马季下了一个鸡蛋，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却越传越玄，有人说他下的是咸鸭蛋，有人说是鹅蛋，最后竟成了恐龙蛋，还孵出来一只小猪。我看巴人孵猪的本事就实在不小，几句对副刊的技术性意见，竟被发扬光大成了扼杀抗战的反动宣言，竟成了梁实秋通敌卖国的有力证据，巴人同志这样好的想象力，不写小说而作批评家，实在可惜了。我实在为巴人这种人感到悲哀，他本人在抗战中也并没有作出什么光彩的贡献，自始至终都是个躲起来说大话的角色，他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上了日本侦缉队黑名单的梁实秋，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去视察华北前线的梁实秋！

当时批判梁实秋的人还有很多，但是像郭沫若、张天翼、茅盾等人的评论，其实都没有出罗荪和巴人的窠臼，在此也就不提了。必须要提的还有两个人：朱光潜和沈从文。这也是两位书生气十足的先生，在别人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就算不打也是避之惟恐不及），他们却各自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无端把自己也卷了进去。那些红了眼的文人和兼职文人以及伪文人正愁找不到梁实秋的同党，于是他们不幸也成了靶子，恶毒的语言顿时铺天盖地而来。中国有句话叫做“大丈夫相时而动”，没错，因为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的。所以朱、沈二位先生不是“大丈夫”，他们是真君子，但是真君子在世俗的层面上，是敌不过真小人的。

闻先生前期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而潜心学术，不畏艰辛，废寝忘食，十数年如一日，终于在学术上取得累累硕果。后期则投身于民主运动，敢于为人民讲话，面对凶残的敌人无所畏惧，视死如归，体现出民主战士的大勇。

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三美：诗的实力不独包括着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音乐美是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说表现的美，包括节奏、平仄、重音、押韵、停顿等各方面的美，要求和谐，符合诗人的情绪，流畅而不拗口——这一点不包括为特殊效果而运用声音。

闻一多是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美好未来的憧憬。

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

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

《春光》《静夜》《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

参考资料：

关于“现当代诗歌的主要流派(“五四”诗歌、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朦胧诗、新生代诗歌等)。”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