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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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即开辟为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来到上海划分租界，作为各国侨民居住和经商的地方。

1845 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上海道台慕久决定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北京路）以南之地，租与英国商人，这就是最初的英租界。

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英人在今南京路之北，河南路之西购地80 亩，建造一花园。这个花园既叫跑马厅，又叫抛球场。这时从外滩至花园间便出现了一条小路以便游人往来。中国人把这条小路称为花园弄。这花园弄就是现在河南路至外滩一段南京路的前身。1845 年（清咸丰四年），西洋人于泥城浜（今西藏路）东购得大片土地，辟为“新公园及跑马场”。

此场除赛马外，尚供练习骑马和散步闲游之用。公园大了，游人多了，原来从外滩到花园东界的花园弄已不适应，于是1854 年工部局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修筑并拓宽从外滩沿花园弄到五圣殿（今南京路与河南路交叉口）的小路。扩修后的路就是现在从河南路到外滩的一段南京路。

1862 年，上海跑马场股东重新筑了一条经过新公园及跑马场的大路，这条路是扩修后花园弄的延长。外人把从外滩至泥城浜这条路称为南京路。在公共租界中，以中国内地省份和城市命名的马路中，南京路为最先。

鲍君甫的人物简介

主人张彪

1860年(清·咸丰九年)12月，张彪出生于山西省榆次县西佐辅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因练就一身好武艺，18岁考中武举人。张彪生性率直、仗义行侠，在一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中，无意间搭救了到山西接任巡抚的张之洞，因而深得张之洞赏识，由随从侍卫、武官把总、湖北陆军第八镇统制，升任湖北省提督，成为官居一品的清廷“封疆大吏”。 张园位于今南京西路以南，石门一路以西的泰兴路南端，其地本为农田，1878年由英国商人格龙营造为园。1882年8月16日，中国商人张叔和自和记洋行手中购得此园，总面积21亩，起名为“张氏味莼园”，简称张园。

此后，张叔和又对该园屡加增修，至1894年，全园面积达61.52亩，为上海私家园林之最，园中并有当时上海最高建筑“安垲第”（Arcadia Hall），可以容纳千人以上会议，一时登高安垲第，鸟瞰上海全城，成为游上海者必到。 在张园鼎盛的时期中，许多外国事物均在此新鲜登场，如：电灯、照相、**、热气球等，各种体育竞赛、赏花大会、展销大会、戏剧表演（包括中国最早的话剧表演），乃至市民婚丧嫁娶，无不选择张园举办，时有轰动全国的事件，比如霍元甲摆擂战外国力士等。另外，由于张园的游乐中心性质，且处于上海公共租界，清政府权力不到，因此各种政治集会、演说也多在张园举行，其中著名的有：

1897年12月6日，上海女学会议

1902年8月13日，中国教育会欢迎吴稚晖归国大会

1903年4月25日、4月27日：抗议俄国侵占东北千人大会

1913年：宋教仁追悼大会

1949年后，张园旧址改建为上海市政协礼堂。 张园地处今南京西路之南、石门一路之西，旧址在今泰兴路南端。这里原先为一片农田，上海开埠后，许多外商来沪经商，1872年至1878年，一位名叫格农的英商和记洋行经理先后向曹、徐等姓农户租得土地20余亩，辟为花园住宅。后来这块园地几经转手，于1882年由寓沪富商张叔和购得。张氏取晋代张翰不恋官位，退隐山林的著名典故，将园林命名为“味莼园”，简称张园。

张叔和颇善经营，也酷爱园林，接手格农别墅后，他又在园西先后向夏、李、吴、顾等姓农户购得农田近40亩，将其和原建筑融为一体，使整个园区面积达到60余亩，一跃而列当时私家园林之首。张叔和按照西洋园林的风格，开沟挖渠，植树种花，设茶室戏台，陈各种游艺，并在园内构筑“海天胜处”等楼房。1892年，张叔和又出巨资建造了一幢高大洋房，以英文Arcadia Hall名其楼，意为世外桃源，中文名则取其谐音称“安垲第”。整幢高楼洋派大气，单大厅就可容纳上千人集会宴客，为当时吸人眼球的宏伟建筑，张园也因此成为上海最大也最有特色的私家园林和公共场所。

上海新式的公共娱乐业导源于开埠后侨居上海的外国人，后来徐园、愚园等新颖私家园林的兴起，可谓是对西洋文明的一种借鉴和模仿，是民俗风气随着时代发展的一种转型。自张园兴起，这种转型日显成熟，并相应具有中国的特色。当时，张园是最吸引公众的娱乐活动场所，园内花草怡人，景色优美，并设有专业的戏台，轮番表演各种戏曲和歌舞节目；宽敞的园林中露天陈设有各种新潮的游艺设施，供游客游玩赏奇；园中还设有**院、照相馆。商场、茶肆和中西餐馆及各种零食小吃摊，让人边吃边玩，乐而不疲。

张园不收门票，只要你有兴趣入园，就可以从中午一直玩到深夜。这种集各式娱乐功能于一园的大众化娱乐方式，是19世纪末随着上海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发展，市民消费热情日益高涨而出现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张园则有幸成为主力军承担起了这个功能。这个领军位置，一直要到1915年和1917年更专业的大型游乐场新世界和大世界建成才换位更替。张园大约在1918年后渐趋消衰，据1932年出版的《上海风土杂记》记载：“张、愚二园，今已湮没不存。” 在清末民初的私家园林中，张园不但以场地最广而驰誉沪上，而且因演说、展出频繁，娱乐样式众多而独步一时，很多时髦的玩意都是先在此亮相，然后逐渐推广，张园也因此被称为近代上海的时尚之源。本文谨试叙一二。

一、**。说起**，世人只知徐园，殊不知张园也是开风气之先的拓荒者。徐园放**是1896年，此举被誉为是**引入中国之始。那么张园到底是何时开始放映**的呢？由于园主未登广告，今天已难以确晓。现在知道的是起码在1897年初夏，**已开始在张园露面。细心的孙宝瑄在这年6月4日的日记中作了记载；“夜，诣味莼园，览电光影戏。观者蚁聚，俄，群灯媳，白布间映车马人物变动如生，极奇。能作水滕烟起。使人忘其为幻影。”（《忘山庐日记》）孙宝瑄的这一记载，可以说是目前所知中国人对**这一新鲜事物的最早观感。

这以后，**放映始终是张园招待游客的一张王牌。清末有人游张园，曾仿金圣叹批《西厢记》，罗列快事，演为十则，其中一则即为：“夜间看**，正苦目光短视，而眼镜忘未携带，忽友人以千里镜相借，得以纵观，岂不快哉！”（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这正说明了当年在张园看**已成为一件寻常事。

二、照相。如罗列清末最时髦的洋玩意，照相肯定可以名列前茅。在这方面，张园也是最早尝试吃螃蟹的先行者。当时上海虽然已有好几家照相馆，但都是室内摄影，布景皆为人工绘制，缺乏生气。1888年秋，一家名叫光霁轩的照相馆在张园内开张，它充分挖掘园林的优势，打出了“照相连景”的招牌：“照相之法，由来久矣，第未得胜地补景，殊难清雅。今本轩特聘名手，假寓味莼园，诸公光顾者，或登亭台，或倚假山，或小饮花间，或临流垂钓，随意选胜可也。”（1888年10月26日《申报》）这则广告，确实可以说摸准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1891年金秋时分，张园内又开设了一家叫柳风阁的照相馆，它也打出了“园景照相”的招牌，并推出了不少吸引人的新品种：“本馆精求新法照相，分外酷肖，实为近时独擅之秘。磁片亦可映印，并备有古装女身服色，更觉风雅。着色鲜艳，历久不退。现假张氏味莼园设馆开印，园中各景，任便设照。”（1891年10月11日《申报》）

这以后，在张园内设店营业的照相馆还有多家，连赫赫有名的宝记也曾在园内开过分店，与园主拆帐分成。张园地处市中心，园景又吸引人，故游客众多，川流不息，照相馆的生意也因此获益匪浅。据记载，很多名人都在张园留过影，如孙中山、黄兴、张元济、夏曾佑、伍光建、郑孝胥等。

三、游艺。各种时尚的演出游艺活动也是张园的一大特色，如髦儿戏。清末，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清一色由女孩演出的戏曲班社，俗称“髦儿戏”，一时大为流行。“髦儿戏”之名据说就寓有时髦之意。当时海上名园俱延邀名班进园演出，张园内的“海天胜处”楼是当时演出“髦儿戏”最负盛名的一处场所，现在还能看到的小校场筠香斋刻印的年画《海上第一名园》，描绘的是当年张园门前人来车往的热闹景象，透过园栅栏，能清晰地看到园内高挂着“毛（髦）儿戏”演出的水牌。

当时引自国外的一些时髦游艺设施，如过山车等，也大都在张园内陈设过。这些新颖的游艺节目很引人瞩目，但华人多喜欢看热闹，真正敢一试身手的并不多。孙宝瑄1903年夏游张园，留下了他尝试坐“轮舟”的感想：“西人于园中筑高台临池，上下以车，轮行铁路，用机关运动，人出小银圆二枚，则许乘车登台，即坐小舟自台上推下，投入池中，舟颠荡若甚危险，其实无妨也。西人喜之，乘者颇众；华人胆怯，多不敢尝试。是月，余与芝生二人乘坐一次，始大悟此戏可以练胆。”（《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当年为推广这项游艺节目，外国人还特地印制了明信片，广为宣传。 张园作为晚清民初上海面积最大的对外开放园林，不但因率先展示了众多新颖玩意而成为当时的时尚之源，而且还一度成为上海各界集会、演讲、展览最重要的公共场所。每逢遇到诸如疆土危机、女界集会、学生风潮、要人到访等重大事件发生，张园总有活动，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由于交通方便，又地处租界，清末民初举行这类社会公众活动，张园一般都是大家的首选之地。

晚清上海，张园还举行过一次影响颇大的慈善义卖活动，时在1907年春。当时，中国江淮等地因水灾造成严重饥荒，急需救济。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各界纷纷举行活动，募集善款，救济难民。这年5月，由上海的一个外国宗教组织“圣保罗会”牵头发起，决定举办一次万国赛珍斗宝大会，会期三天，陈设各种展览并有新颖游艺活动，还举行捐赠之物义卖，全部收入充作善款救济难民。经当时的南洋大臣端方批准，这次慈善义卖活动于5月23日到25日在张园举行。据新闻画社当时发行的一份《万国赛珍斗宝大会陈列全图》记载，这次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很大，“园中空地遍盖棚厂，周悬五色电灯，陈列万国精美玩器、顾绣、绸缎以及各种新奇美术出售，并由各国官商及贵绅夫人、清客串戏、弹琴、唱歌，演放各国新到电光影戏、焰火、日本柔术、戏法，兼设博物院埃及古物，洵为数千年来遍地球所创见，亦通商六十载未有之盛举”。

关于这次慈善义卖活动，还有一件题外事颇值得一谈。圣保罗会在活动举办期间印制了类似邮票式样的签条出售，同时刻制了两枚戳记，均为“万国振济赛珍会”七字（其中一枚四周另有英文字样）。有学者认为，这两枚戳记是中国邮政最早的纪念邮戳，但也有人不予认可。问题的关键是要看张园中是否设有邮局，而当时的报道却无一字提及，此事因而在邮学界成为悬案。最近笔者在仔细查看了1907年出版的《万国赛珍斗宝大会陈列全图》后却有意外发现，在此图下方和“内外德律风”（电话）并用一屋的就是邮局，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邮政局寄处”五个大字，显然，此屋正是这次慈善义卖活动的“邮政通讯处”。由于此图是严格按照会场布置绘制的，故这个困扰大家时日很久的悬案应该可以宣布结案了：1907年5月使用的“万国振济赛珍会”戳就是我国邮政最早的纪念邮戳，张园也因此而得以共享这一荣誉。

张园是近代中国的一座大舞台，几十年间上演了许许多多活色生香的社会大戏，蕴涵了无比丰富的历史细节，值得后人仔细探究。

鲍君甫，别名杨登瀛（1901—1969），广东省香山县前山（今属珠海市）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人士关系密切，做出过突出贡献。

多年的留日生涯，使杨登瀛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就如他当时使用的“杨登瀛”这个化名与日本的旧称“东瀛”似乎有某种关系。

1919年，杨登瀛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嫺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杜撰稿。

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风暴中，杨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

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你学习日语，杨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员陈养山。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而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3、4月间，蒋介石指示在上海组建特务机关，经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总干事杨剑虹的介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中统”由此开始），邀聘杨登瀛参加。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一方面想在国民党内继续做官，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来通过与杨认识的陈养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定将此人发展为反谍报关系。

加入“中统”后，杨登瀛专门从事对付***与其他反蒋势力。1928年7、8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桉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投靠蒋介石，而是利用这一机会，通过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在周恩来的同意和安排下，陈赓与杨登瀛建立了关系，他是中共最早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高层重要线人。

从1928年5月起至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桉发，杨登瀛一直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而且经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许多人员陆续被安插在中统机关，如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经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28年4月，他参与营救中共著名领袖罗亦农未果，但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罗亦农的秘书），通知中央特科“红队”将其处死在其住所内。

1928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一封密件交租界捕房去破获中共地下机关。捕房请杨登瀛去看密件，杨登瀛获知告密信是一个名叫戴冰石的人所写。杨虽然不得不跟捕房将中共机关的7个人全部抓走，但立刻通知陈赓，叛徒随即被中共特科的人员除掉。

1929年8月24日，上海军警据密告，破坏了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军委秘书白鑫等被捕。军委书记周恩来因临时有要事未能赶到，幸免于难。杨登瀛虽于桉发前两小时获悉此行动，但已来不及向中共传递出情况。

杨登瀛暗中通知彭湃，中共准备在引渡途中劫车救人。由于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计划功败垂成。8月30日彭、杨等四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白鑫在场作记录，被捕后释放。

杨登瀛迅速查出杨殷等人被捕一桉是因白鑫告密出卖，中共中央特科决定制裁白鑫，但却不知道白在何处。当时有上海报纸刊出新闻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白鑫已于日前赴南京，戴罪立功，以报效党国。其实这只是烟幕弹，事实上白鑫仍在上海，也未去过南京。在杨登瀛的配合下，中共特科终于探明白鑫暂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蒲石路（今长乐路）间的和合坊43号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的家中。杨登瀛受***请托，几次到和合坊范宅和白鑫打麻将聊天，终于弄清白鑫将被秘密送去意大利。白鑫与范、杨商定，于11月11日晚11时从范家出发赴码头。杨将此准确情报报知中共特科。11月11日晚，陈赓率人在范宅周围埋伏。当晚，杨还特地到范家为白鑫送行，弄准最后的出发时间。当夜23点，白一行准时出范宅向弄堂口走去，枪声震响，白鑫、范争洛（范争波弟）及保镖两人当即毙命，范争波重伤送医院。

1929年初夏，有帮派人士找到杨登瀛，扬言有***文件出卖。杨查问之后，得知是中共的一个组织***陈慰年缺钱，愿意出售党内机密文件。杨给了陈两根金条，买下文件。此后陈慰年很快被处决。

1930年初，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员黄弟洪从苏联学习归来。在安排黄去中央苏区途中，黄写密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校长”，并告发中共的机密。蒋接信后即批给徐恩曾，派人接黄到南京。杨登瀛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中共特科，及时除掉了这一隐患。

1930年秋，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被捕，杨登瀛找捕房的兰普逊疏通得以释放。1931年，中共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捕，并被巡捕搜去一箱绝密文件。巡捕不识中文，杨登瀛乘机请***员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捕房鉴定文件。几个月后由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出捕房。

1931年顾顺章在汉口的被捕叛变，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格局，也最后导致杨登瀛的“白皮红心”特工生涯上画下了句号。

杨登瀛闻讯顾顺章叛变之后仍旧镇静自若，相信上司张道藩可以帮他渡过难关。不久杨登瀛与陈赓先后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杨登瀛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赓极为感动，对杨登瀛说：“今后***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此后杨登瀛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

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后，位居国民党要位的张道藩暗中活动，终于将杨登瀛释放出狱。这时周恩来、陈赓等***等人已相继离开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苏区。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杨登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澹。

1949年，南京解放时，杨登瀛在南京街头靠襬小摊为生。解放后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杨登瀛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而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很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这时杨登瀛提出他在当年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求陈赓同志作证。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终于保全性命，但仍旧被判管制。此后杨登瀛住在南京，生活无着。

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说明“鲍君甫（即杨登瀛）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由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在北京会见了早年曾受其保护的***人陈赓和陈养山以及李克农、安娥（当年地下工作者，曾任杨的秘书）等人。

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生活情况，并委托有关方面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装设了假牙，赠送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后杨登瀛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3个星期。以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到杨登瀛家看望，对其生活给予关心。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杨登瀛在南京病故，时年68岁——他的撒手尘寰或许终于使他得免去精神与肉体上的苦痛，然而却仍旧无法抹去布在他人生旅途上的种种疑团。

直至20世纪90年代，上海某些不谙就里的媒体还在说鲍君甫是个国民党的“侦探”，当年充当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要员；直至在1993年5月，鲍君甫的真实面目逐渐清晰：这名曾经的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居然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特工人员，而且当年对于***的中央领导机构和许多***物的生死存亡作出过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旁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如没有他的存在，中国***的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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