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燕燕一诗表达的是什么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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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燕燕一诗表达的是送别之情。

一、《邶风·燕燕》简介

《邶风·燕燕》是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这是中国诗史上最早的送别之作，其送别对象及送别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全诗四章，前三章重章渲染惜别情境，末章转为对所送之人品德的言说。

诗歌采用重章复唱的手法，既易辞申意，又循序渐进，且乐景与哀情相反衬，从而把送别情境和惜别气氛表现得深婉沉痛。

二、《邶风·燕燕》原文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创作背景与赏析

一、创作背景

关于这首诗具体的创作背景，《毛诗序》记载是“《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这个说法为多数解诗者所采信。据《左传·隐公》三及四年的纪事，卫庄公夫人庄姜无子，以庄公妾陈女戴妫之子完为己子。庄公死，完即位，为州吁所杀。

戴妫以子被杀归陈，此是大归，即归而不再回卫，庄姜相送而作此诗。《诗三家义集疏》引《鲁诗》说此诗写卫定公的夫人定姜的事。定姜的儿子去世，儿媳没有子女，服丧三年后，定姜把她送回娘家。临别挥泪垂涕，写了这首诗。另有说法认为此诗写卫国国君送其二妹远嫁。

二、赏析

此诗比兴甚可注意，王国维谓邶即燕（《北伯鼎跋》），乃殷民族发祥地。而殷人以燕为图腾。诗以“燕燕于飞”起兴，与篇中系心故国之思是紧密相关的。

语源于古北音诗“燕燕往飞。”（见《吕氏春秋·音初》）而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颉之颇之，下上其音，将燕子的神致音容全副写出，亦兼喻戴妫的品格性情。

书契的简介

一、什么叫诗歌

“诗”一词，本是四书、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的《诗经》的简称。《诗经》本称“诗”，后被儒家奉为经典，才称《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原本是配乐来唱的，所以也称“诗歌”，后演变成脱离音乐的一种文学体裁。

1、对诗歌的定义：

〈1〉《辞海》：是最早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它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充沛的感情，丰富的想象，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

〈2〉现代汉语词典：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感情

2、对诗歌定义的诠释（依《现代汉语词典》说）

（1）有节奏、韵律的语言。

旧体诗在节奏、韵律方面有严格要求。尤其是唐代的近体诗和宋代的词，在字数、平仄、对仗、用典、韵脚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

①节奏（或称节拍）：指声音的轻重缓急与抑扬顿挫，主要表现在语气的间歇停顿上。

△王维《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诗歌可以没有严格的韵律，但必须有鲜明的节奏。郭沫若说：“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

②韵律：指诗词中的平仄格式和押韵规则。《辞海》：指诗歌中的声韵和节律。

△平仄：汉语古音有平、上、去、入四声（现入声字已在普通话中消失）。按现代汉语的四声（除轻生）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字在京剧念白中还有：街。

平仄声的特点：平声：平缓悠长；仄声：短促急收。

利用文字的平仄，可以使诗歌具有很强的韵律感。唱歌时的拖腔都要落平声上才能延长， 例： 歌词 “十五的月亮” 中的 “亮”， 落在liang声上。

△押韵：指诗歌中某些句子末韵母相同或相近，使音调和谐优美。一般偶句押，首句可押可不押。新诗有几句押一次韵或不押韵的。例王之涣的诗：

△《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凉洲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反映生活

①反映劳动生活：△古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诗经·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产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②反映社会 石壕吏 新婚别

△杜甫的《三史》 潼关吏 《三别》 垂老别

新安吏 无家别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兵东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诗经·硕鼠》

③反映边塞生活

△王昌龄《从军行》：

（一）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白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土谷浑。

△王昌龄《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翰《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哭，古人征战几人回。

④反映爱情生活：△《关雎》△《孔雀东南飞》△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⑤反映山水田园：

△陶渊明《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中句：

“采局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王维《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依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

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贺敬之《桂林山水歌》

（3）抒发感情：

别林斯基：“感情是诗情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因素；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诗歌抒发感情是多方面的：喜、怒、哀、乐、惊、恐、思。例：

①喜：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塞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②怒：岳飞《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憾，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③哀：△李清照《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谈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李瑛《一月的哀思》：

敬爱的周总理，我不能去医院瞻仰你，只好攥一张冰冷的报纸，静静地，伫立在长安街的暮色里。任一月的风，撩起我的头发，任昏黄的路灯照着冰冷的泪滴……

④闺怨妇思：

△李清照《点降唇·闺思》：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

△李清照《一剪梅·别愁》：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李白《春思》：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旧日，是妄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李白《子夜吴歌》：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春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金昌绪《春怨》（唐）：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二、诗歌发展的历程

↓1、古歌谣

↓2、诗经：305篇，5篇有目无辞，亦称“诗三百”。我国第 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六 艺”：风（15国风160篇）、雅（朝廷官吏作品105篇）、颂（庙堂祭祀乐歌40篇）、赋（直陈其事）、比（打比方）、兴（先言他物，然后引出所歌咏之事）。

↓3、楚词：以屈原为代表继承“诗经”传统，创浪漫主义新诗体。

↓4、汉乐府：“乐府”是负责采风的音乐机关名称。“乐府双璧”：《木兰诗》、《孔雀东南飞》

↓5、唐诗：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三大诗人

↓6、宋词：豪放派（苏辛派）婉约派（姜夔、刘永、李清照）

↓7、元曲：含散曲和杂剧

↓8、自由诗（新诗）：五四运动后的诗歌

关于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古书有不同的说法。先秦时代的《易·系辞传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系辞传下》中又说，“作结绳”和“作八卦”都是庖牺氏的事。虽然“后世圣人”究竟是谁没有说，总之是庖牺氏以后的事了。后来假托孔安国作的《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把结绳说成是伏牺氏以前的事。但仍然认为：书契的发明晚于结绳，而且是代替结绳之用的。

“书契”一词，今天的《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都列出两种解释，以《辞源》为例，一是“犹言文字”；二是“契约之类的文书凭证”。而且，从这些辞书所举的书证来看，都认为《易·系辞传下》和《尚书序》中的“书契”是指文字而言，而《周礼》中提到的“书契”是指契约之类的凭证而言。

其实，这些辞书中列出的两种解释，都不是“书契”一词的本义。

在纸发明以前，用简牍为主要书写载体的时代，“书契”本来是人们生活中习见的一种事物。它一般是一式两份，一方面在两件简牍上都写上字，另一方面把两者并在一起，同时在一侧刻上一定数量的齿，然后由当事双方各执其一，作为便于验对的凭证。用文字记录有关事项，刻齿就起到今天盖骑缝章的作用。今天在居延、敦煌等地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可以见到很多这种又写了字又刻有齿的“书契”。有的是涉及粮、钱、物出入往来的凭据，有的是出入关卡的通行证，有的是执行边防任务的证件，不一而足。据日本学者米刃山明的研究，刻齿不但起验对的作用，不同齿形和齿数还起着记录有关数值的作用。[1]

《周礼》中提到的“书契”正是指的这种东西。例如《周礼·质人》“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儥（买）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凡治质剂者，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听，期外不听。”东汉学者郑玄注释这段文字时说：“质剂者，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马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可见郑玄还了解这种在市场上做买卖时曾经广泛使用的券契，它既是交易的凭证，又是发生纠纷打官司的依据。“书两札（札也就是简），刻其侧”扼要而准确地表现了券契的特征。《周礼·小宰》中也提到“书契”，“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

郑玄注文中引郑众的说法：“书券，符书也”也是对的。关于汉代的符券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一件木质的符券，长14.5厘米，宽1.2厘米，正面写着“平望青堆燧警候符左券齿百”，下端有一穿孔，穿着一条黄绢绳，以便佩带。这件警候符的上端右侧有一个刻齿，齿的缺口中有一个左半的“百”字。[2]看来，在验证持符者的身份时，不但要把这件“左券”和右券的刻齿对上，还要使缺口中的百字的两半密合。这比单靠刻齿对合更加郑重其事。

因为竹木易朽，汉代以前的书契现在还没有发现过。但战国文献中常提到“左契”、“右契”。如《老子》中有“是以圣人执左契，不责於人。”《礼记·曲礼》中有“献粟者执右契”，《战国策·韩策》中有“操左契，而为公责德於秦、魏之主”，等等。还有的文献中提到券契的齿，例如《管子·轻重甲》“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区之数。”《列子·说符》“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说符》的记载明显反映了刻齿兼有记数值的作用。由此可见，现在一般认为是战国成书的《易·系辞传》中使用的“书契”一词，理应是指这种既写字又刻齿的券契。

汉代以后，简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唐代的陆德明对这种刻齿的券契已经不甚了了，他在《经典释文》中解释《尚书序》“书契”一词时说：“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郑玄云：以书书木边言其事，刻其木，谓之书契也。”他不知道书契上的文字本来是写在简牍的正面的，而契才是刻在简牍的侧面的，把郑玄说的“书两札，刻其侧”误解为写字也是写在简牍的侧边。还把他的这种理解强加在郑玄头上。当然，像上文提到的警侯符，在侧边是写一个百字用以合符的，所以陆德明说的“书其侧”，不能说全不对。但应该强调的是，真正能起到“言其事”作用的文字，本是写在简牍正面的。陆德明所提到的另一种解释“以书契约其事也”，已经不再把“契”理解为刻齿，就使“书契”一词变成“起契约作用的文书”之意。这种倾向，早在东汉已经出现了。郑玄在注《周礼·小宰》“六曰听取予，以书契”时，不采取郑众“符书”的说法，而主张“书契，谓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书之最目、狱讼之要辞皆曰契。《春秋传》曰：‘王叔氏不能举其契’。”就把契虚化为“总帐”、“案卷”的抽象意义了。唐人贾公彦作疏时曲意附和郑玄的说法，批评郑众说：“云‘书契，符书’也者，谓官券符玺之书。此据官予民物，何得为符玺之书解之?”这是因为贾公彦根本不知道汉代的“符书”是什么样子，把它误解为有官印的文书。其实，在居延和敦煌简牍中，不少官方的钱物出入凭证正是和符书一样有刻齿的。所以《周礼·冢宰》的“书契”，和《周礼·质人》的“书契”一样，也是“书两札，刻其侧”的券，并不需要另作解释。就是《左传》中的“晋侯使士?平王室，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其中提到的“要”，在当时也正是书契形式的合约，而不是一般意义的文书。

东汉时代是一个纸和简并行的时代，刘熙《释名·释书契》中说：“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之简、纸，永不灭也。”正反映了这种过渡性的历史特点。该篇中还提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可见古来简牍侧面刻齿纪数的习惯还没有全然淡出人们的意识。但是“书契”一词毕竟不是人人都知道其本义了。随着“书契”之“契”在含义上的虚化，人们对“书契”一词的理解就越来越偏重于文字一义了。所以，班固在作《汉书》时使用“书契”一词，就几乎完全当成“文字”的典雅的说法了。如“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古今人表》）“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继唐尧，下讫秦缪。”（《司马迁传赞》）。特别是对中国文字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说文解字》，在其《叙》中先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接着又说“仓颉之初作书”，也是把“书契”和“书”作为同义语换用的。因此东汉以后的文人学士，绝大多数都承袭了这种习惯的用法。伪古文《尚书序》的作者，正是把“书契”作为文字的同义语来用的，所以在“造书契”之后，紧接着就说“由是文籍生焉”。

到了唐代，像陆德明那样还能重视“书契”一词原始意义的学者，不止一个。颜师古在注《汉书·古今人表》“书契”一词时，就提出了“契，谓刻木以记事。”

而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把《系辞传》中的“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解释为：“百官以书治职，万民以契明其事。”他们虽然都主张书契之契不能虚化，但把它分别解释为文字和刻木，还是没能弄明白古时的“书契”究竟是什么东西。

根据以上分析，今天在辞典中为“书契”作解释，至少应该列出三条：第一条最原始的意义，应该是“正面写字、侧面刻齿以便验对的竹木质券契”。可引《周礼·质人》及郑玄注和《周礼·小宰》及郑司农注为主要书证。第二条是“有契约性质的文书”，可引《周礼·小宰》及郑玄注为主要书证。第三条是“指文字”，可引《说文解字叙》中先说仓颉造书契，后又说仓颉作书为主要书证。但是，第二、第三种解释其实都是汉代人的认识，所以先秦文献如《易·系辞传》中提到的书契，显然应该按其原始的意义来理解才对。

近代殷墟甲骨发现后，最早的甲骨研究者之一罗振玉认为从甲骨刻辞可以“知古书契之形”，他说：“仓颉之初作书，盖因鸟兽蹏迒之迹，知最初书契必凹而下陷。契者刻也，《荀子》之锲即契之后起字。小而简册，大而钟鼎，莫不皆然。故龟卜文字为古人书契之至今存者。”[3]他对“书契”一词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即“刻出来的文字”。到1912年发表他收藏的甲骨文时，就起名叫《殷墟书契》，后来又陆续出了《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这样一来，甲骨文就被很多研究者称为“书契”了。虽然早在1904年孙诒让的《契文举例》一书中已经把甲骨文称为“契文”，但这只是说甲骨文是刻成的文字而已。经罗振玉这样一发挥，就把古已有之的“书契”一词重新被诠释为刻成的文字了。

甲骨文被发现后，古文字学界和一般知识界长期流行一种误解：认为商代既然没有纸，写字就只能用刀刻在甲骨上的。罗振玉知道甲骨文中的“册”字是象简册之形的，所以竹木制的简在商代也肯定已经存在。但他大概相信蒙恬造笔之说，所以他认为先秦简册上的字也是刀刻的。这种“书契”就是用刀刻成的文字的见解，影响很广，例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说文解字〉》中就说：“‘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辞海》还把这种观点写进辞条“书契”中，“①指文字，契就是刻，古代文字多用刀刻，故名。”

其实，田野考古证明，早在文字产生之前的仰韶时代，陶器上美丽流畅的花纹就是用毛笔绘制的，陶器上不同形式的记号也是用毛笔作出来的。原始的有很强图画性的文字，自然应该也是使用毛笔写的。在早于殷墟的时期，郑州小双桥遗址中就已经发现过朱笔和墨笔写在陶大口尊上的文字。[4]殷墟的卜用甲骨上不仅有刻的卜辞，同时也存在朱墨两色的书写文字。[5]此外还有写在石器、玉器上的文字残留下来。而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也是先用毛笔写出来，再制成范的。[6]商代和西周时代实际存在大量毛笔写的简牍文字，只是因为比甲骨刻辞和铜器铭文易朽而不能保存到今天。认为那时人们只能用刀来刻字，完全是因为考古工作开展不够充分，以偏概全而造成的误会。

所以，对于学术界已经通行的用“书契”作为殷墟甲骨文代称的做法，可以不持异议。但对于不顾历史实际，把“书契”解释为刻成的文字，而且当作这个词的原始意义，则是应该坚决摈弃的！最后，还想附带谈一个问题。和罗振玉把甲骨文称为“书契”相联系，有一些学者便主张我国文字是因宗教的用途而由神职人员创制的。这同样也是一种以偏概全而造成的误会。先秦的“书契”既然并不是指甲骨文，而是指既写字又刻齿的用途不一的契券，这种有字契券的主要用途是在处理经济事务和行政管理事务，所以我国文字的产生原因，显然不应仅从宗教用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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