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藏档 二(关于日本外务省藏档 二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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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法国对日态度

1883年法国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对越发动第三次侵略战争。同年8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对越“保护权”。为彻底断绝越南与中国的传统朝贡关系，并企图打开中国西南门户，法国于同年12月将战争矛头指向中国。此时的中日关系在历经日本征台之役、日本吞并琉球及壬午兵变等事件之后跌至低谷。再加上朝鲜问题与越南问题都牵涉与中国的朝贡关系问题，于是法国政府意图拉拢日本共同对付中国

在法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同盟案之前的1883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驻法公使馆的外籍雇员打探到法国政府内有日法同盟的提议。此时参议伊藤博文正好在德国柏林研究欧洲宪法，收到驻法公使馆的电报后，伊藤在致外务卿井上馨的私函中表示：“法国的合作内容及其意向究竟为何？若不打探清楚就应允的话则容易被利用，因此我将于近期赴巴黎探知详情后，电报告知阁下。

”在伊藤启程赴巴黎前，驻日法国公使德里固就向井上馨正式提出此案，但却遭到井上拒绝。不过，法国政府并未就此放弃，于是寄希望于拉拢深受井上信赖的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企图通过青木来说服井上馨同意结盟。然而青木本人并不支持同盟，他在致井上的电报中表示，希望井上再次拒绝法方的提议。据青木回忆，伊藤博文在得知井上拒绝法国的提议后大为不满，埋怨井上不与其商量就轻易拒绝法国，并主张欣然接受法国提出的联合攻击中国的要求。

而井上馨则对青木说：“请转告伊藤，我认为没有对华开战的必要。若强烈希望开战的话，请他回国亲自主持。”那么，伊藤博文为什么会支持日法结盟呢？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中法战争相关档案显示：1883年5月4日伊藤博文曾给井上馨发过一封电报，并且伊藤在电报中阐述了他对日法同盟的看法。但遗憾的是这份电报的原件已遗失，无法得知其详细内容。

不过，笔者认为伊藤同意结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同盟案牵扯到了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进程。明治维新以后，修约是日本外交的首要目标。历届政要都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井上馨自从就任外务卿之后也一直致力于修约之事。1882年井上馨在东京与各国驻日公使举行了一次修约预备会议，但西方各国依旧百般阻挠对现行条约的修改。伊藤博文在柏林研究宪法的同时，也在为修约的事积极奔走。

1883年1月伊藤在致井上馨的信函中说：“要想英法两国同意修约是十分困难的，德国似乎有些许支持我国的意思……现德国外交部里一位叫‘郝雷本’的官员能够接受修约。我想能否先从德国入手，让德国掌握西方对日修约的主导权，当下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由此可见，伊藤博文希望能有一个西方大国率先站出来支持日本修约。然而数月后，在伊藤看来不可能同意修约的法国却率先向日本投来橄榄枝，表示只要两国就越南问题合作，修约一事可以适当让步。伊藤起初对待日法联合的问题还是比较慎重的，但法国开出修约让步的条件正是伊藤梦寐以求的，故伊藤倾向于日法结盟。

不过，外务省中却有不少人反对与法国结盟。例如，驻德公使青木周藏认为法国政局动荡，内阁更换频繁，出于对同盟条约可持续性的担忧，因此反对结盟。驻华公使榎本武扬则因怀疑法国的合作诚意而反对结盟，他认为法国与日本结盟无非就是想节省战争成本。

作为日本政局掌舵者之一的井上馨，则必须要考虑各方面因素来做出决定。1877年日本政府为应对本国士族叛乱而诱发的“西南战争”，大量印发不兑现纸币，以解军饷之急，这导致战后出现通货膨胀。为解决财政危机，井上与伊藤博文及大藏卿松方正义决定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并极力削减各部门开支。中法战争时期，日本政府正好处于节衣缩食的状态，其财政无法支撑日本发动对外战争。

除去财政问题，此时期日本的海军实力也不足以对抗中国。正如井上馨在壬午兵变后向伊藤博文坦言：“经过此次朝鲜事件，深感扩建海军的必要性……余以为以今日之形势，若不扩充海军实力，则不能保障我国主权独立，也无法维持东洋和平。”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井上对现有海军实力无法自保现状的担忧。可以说财政问题和海军实力问题是客观制约井上馨决策的两大重要因素。

此外，井上不同意日法同盟还在于担心中日两国关系因结盟问题继续恶化。井上在写给驻法公使蜂须贺茂韶的机密信中提到：“自琉球、朝鲜事件之后，中国对我国之憎恶怨气与日俱增……如果因越南问题公然与法国联合的话，则无异于火上浇油……我政府不希望与日法联合之事有任何牵扯，此点交涉时须注意。”

此时井上馨为何如此看重对华关系呢？明治政府将修改不平等条约一事称之为“条约改正”。但现今日本史学界在对此名词进行定义时却限定了范围，即修改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其过程才算作“条约改正”。这无疑将中日修约一事排除在外，并且日本学界大多数关于“条约改正”的研究也都未将中日修约问题纳入探讨范围。但翻阅当时明治政府相关档案，不难发现《中日修好条规》的修改交涉过程也被称之为“条约改正”。

并且根据1884年井上馨上奏明治天皇的《议定外交政略之标准》一文中所述：“现今我国外交最紧要之事乃是修改我国与缔约国间所签订之条约，因为现行条约着实侵害我国主权。”由此可见，明治政府的外交重心是修改所有损害日本主权的条约，而并非只修改对欧美条约。《中日修好条规》虽然具有一定的“平等性”，但却是建立在两国相互损害主权基础之上的相对平等，从条约性质上来说依然属于不平等条约，因此也在井上所定义的待修改条约范围之内。

《中日修好条规》规定十年后可商议修改，恰巧修约期爆发中法战争，日本政府则决定避开敏感时期来重修中日条约。中法战争结束后，井上馨委派有着丰富修约经验的盐田三郎为全权公使来华重开修约谈判。井上在给盐田的训令中说道：“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可谓每况愈下，昔日台湾、琉球争端，明治十五、十七年朝鲜的两次动乱，清政府时常以为我国有侵略其领土或觊觎朝鲜之心，疑神疑鬼，常常质疑我国的一举一动。去年伊藤大使借赴津谈判之际，向其当面表明我国的态度立场。

其虽有改观，但防我之心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全化解的。阁下在与当局官员接触时，要向其恳切地表明我国的外交政策皆以保障东洋和平为目的。……修约一事大致按照附件草案来谈判即可，其中法权问题与当下对欧美修约草案紧密相关，若不能修改成与该草案一致，将有碍新条约的实施。”

综上可推断，井上馨十分重视对华条约的修改，并希望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来促使对华修约成功。其实早在1882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之后，日本政府就有意向修复中日关系。首先日本政府起用兴亚会会长榎本武扬为驻华公使。榎本在写给好友花房义质的信函中表示，此次赴华的使命之一就是修复两国关系。此外，日本政府还酝酿两国高层会晤计划。

井上馨希望伊藤博文赴欧洲研究宪法途经广东时，顺道拜访两广总督张树声，而伊藤抵达香港后回信井上说：“拜晤张树声有些麻烦，还是取消拜访计划。” 1883年6月，内阁书记官井上毅向参议山县有朋建议：“伊藤从欧洲回国之时，途经上海或天津拜会李鸿章，二人就世界局势交换意见，借此机会开创两国永远亲密交谊之路。”不过此事也因右大臣岩仓具视的突然去世，伊藤须迅速回国以稳政局而作罢。

日本政府虽然拒绝了法国同盟的邀请，但世间仍然散漫着两国同盟的流言，阻碍着中日关系的恢复。为了澄清日本政府无意与法国同盟，证明日本对外始终奉行“和平主义”，井上馨除了命令驻华各地使节向清政府各级官员澄清误会，还以实际行动等其他方法来证明日本实际是向着中国的。

例如：井上馨委托昔日格兰特总统的副官，时任驻华美国公使杨约翰调解中日关系。杨约翰在拜晤李鸿章时替日本说了不少好话。此外，外务省还指示榎本武扬将日本收集到有关法国动向的情报，择其部分秘密提供给清政府。这些情报具有一定的独家性和准确性，李鸿章通常会将各处情报进行对比，对日方提供的情报则用过“他处无报”或“与他电稍异”等语来评价，而“与他电稍异”的内容后来也被证实情况确如日方情报所言。详见李鸿章与总署及张树声的往来电报。

对于朝鲜问题，日本政府在壬午兵变妥善解决之后也一改常态。首先内阁商议决定：不与清政府就朝鲜宗属问题发生争执。其次向清政府释放友好信号，外务省特别指示驻华公使馆向总理衙门发出一份感谢函，感谢中方赴朝将领在壬午兵变善后时对日本使节的关照。此外，新上任的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也采取优先改善中日关系的路线，加强与吴长庆等驻朝中方官员的往来，同时故意疏远金玉均等朝鲜政府亲日派官员。

另外，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是阻隔中日关系修复的关键因素。日本政府本想避而不谈，但榎本赴华后发现“清政府对琉球问题难以释怀”。井上馨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在给前外务卿寺岛宗则的私信中袒露了对此问题的担忧。寺岛回信建议井上不要错过中法争端中任何一个细节，伺机将此问题解决。

井上馨写给寺岛的信函已无法找到。1883年寺岛宗则在华盛顿，且此信函为二人私人信件，东京华盛顿间书信往来需数月之久，加上寺岛回信中有提及井上所述该年2月的情况，可大致推断井上写信的时间为同年2月至4月。正当井上一筹莫展时，美国表示愿意斡旋此事。驻华美国公使杨约翰向榎本武扬承诺，会私下建议李鸿章重启谈判。

不过，杨约翰并未履行诺言，事后他向榎本解释说，由于李鸿章忙于越南问题，无暇过问他事，故未敢提及，并再次承诺待越南问题解决之后会尽力斡旋。

井上馨对美国的介入也是充满期待。1883年10月，美国《波士顿邮报》记者沃德斯游访亚洲抵达日本，井上鉴于其在美国有较高的声望，于是设宴款待之，并特意在席上谈及琉球问题。沃德斯表示自己与杨约翰是好友，且在琉球问题上持相同意见，到北京时将与杨约翰一同调停此事。宴会结束后，井上立即要求榎本在沃德斯到访北京时，要对其盛情款待，并指示榎本嘱托沃德斯以个人身份劝说李鸿章速与日本了结此案。井上乐观认为，沃德斯出面调解会有“奇效”产生，并同时要求榎本继续与总署大臣亲密往来以促使两国冰释前嫌。

由此可知，日本政府自1882年的壬午兵变之后，就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打算。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前，法国向日本发出同盟邀请。基于财政、海军以及修约等问题的考虑，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了优先改善中日关系路线，从而拒绝了与法国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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