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历史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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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来看早在1600年前，深圳地区就曾有过移民浪潮，内地人曾为开发新安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东官郡所辖六县中，第一个就是宝安县，县治与郡治同在一处，系江海交通要冲，海防军事重镇。新安故城开创了深圳城市发展的源头，成为深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历史的变迁经常表现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新安故城的发展变化也是如此。梁天监六年（507年），东官郡改为东莞郡，陈将郡治移至增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将宝安县名改为东莞，县治从南头移到今天的东莞市。到了五代，宋、元以后，深圳在行政方面的隶属关系都发生过一些变化。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南头城，即明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广州左卫千户崔皓在原旧城址上修建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明万历元年（1573年）从东莞县又分设新安县，以该所城为县城。/据近几年的考古发现，深圳迄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据有关地下考古挖掘和地面古代遗址的资料表明，深圳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大黄沙、大梅沙沙丘遗址发现的陶器、石器显示，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创造了深圳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目前已查明，深圳有文化遗址103处，古墓葬234处，古建筑和历史纪念建筑68处，近现代史迹和革命纪念建筑97处，旧海关税站和界碑等有12处。经过筛选，市政府已分3批公布了36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的大鹏城和“中英街”界碑于1989年被省政府确认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深圳地处南中国海之滨，椰风海韵，细浪白沙，景色怡人，历来被视为“华夏南大门、连陲风景线”。自东晋以来，深圳在政治、文化、经济、交通及海防军事等方面就有重要的地位。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深圳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自秦之后，深圳百越族居民已统属封建中央集权统制，汉在深圳已有盐官之设，在南头、西乡、沙井、大鹏以及香港李郑屋村等地，均发现汉代墓葬。从葬礼及出土文物看，当时已融合了先进的中原文化。

东晋南朝250多年间，是深圳鼎盛时期，置东官郡，领宝安、兴宁等六县，管辖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及惠阳一带，当时的宝安县辖地大概为今天的东莞市、深圳市和香港地区。

唐代深圳水域成了海路交通要冲。在南头设屯镇，驻有岭南节度兵；宋代设“巡海水师营”，宋代以来，深圳成了中国南方海路交通贸易的枢纽，经济上有着重大的发展。

明代是深圳历史上的中兴时期，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筑南头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和大鹏守御千户所城。稍后立南头寨，形成宠大的军事机构，为“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抵御倭冠、海盗以及其他外来侵略者。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南头军民在巡海道汪宏的率领下，在南头海域歼灭了葡萄牙舰队。

到了清朝嘉庆年间，新安县居民已达到225979人。人口大增，农业生产和渔、盐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民国二年（1913年），新安县复名宝安县，治所仍设在南头城。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才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深圳人民为民族解放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特别是抗日东江游击纵队，活跃在惠东，宝一带，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并将困于香港的文化人士护送到解放区，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深圳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因此文物古迹丰富，风景名胜屯为数不少，如晋、隋时期的“晋绩隋园”庙，唐代的海光寺，灵渡寺南唐的怀度寺，宋代的赤湾天后庙，明清两面代的“新安八景”，以及伶仃山、龙岐澳、七娘山等。

到20世纪80年代，深圳被辟为中国第一经济特区后，旅游业发展异常迅猛，新建的旅游景点及设施独具魅力，并以其新奇、特、异的风格蜚声海内外。

回答者：水薇星 - 举人四级 10-5 12:20

据历史文献记载深圳市的历史可分为4个时期：

归附时代

归附时代(即未独立建县时代，史前—公元1573年)距今四、五千年的夏、商年代，生活在深圳区域的百越部族，称为“南越部族”。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谪徙50万人进行开发，这时属于南海郡的深圳，便纳入中国的版式图，也融合了中原文化。东晋咸和6年，置辖地六县的东官郡，其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及惠潮一带，郡治在宝安县。隋朝开皇10年，东官郡被废，宝安县改属广州，到唐朝至德2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县治从南头迁往东莞。宋朝期间，深圳不但是中国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而且是食盐产区，香料亦很出名。至元朝，这里出产的珍珠，已十分著名。明洪武27年，深圳设立了东莞守御千户所及大鹏守御千户所的防御性卫所组织。稍后，在南山半岛又设立了南头寨，是“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为一庞大的军事机构，中国出使南洋，舰队开航前必到深圳赤湾天后庙祭祀祷告，方可成行。

建县时代

建县时代（公元1573年—1841年）明万历元年，朝廷取“革故鼎新，转危为安”之义，在东莞守御千户所基地进行扩建，建立新安县治。范围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地区，经济上以产盐、种植茶叶、香料和稻米为主。清朝初期，为防郑成功及明代遗民在沿海进行抗清活动，实行沿海省份内迁50里的“迁界”之举，新安县有2／3的土地曾一度纳入东莞县，后至康熙23年始复原界。

县境分割时代

县境分割时代（1842年—1898年）公元1842年即清道光天化日2年7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使新安县的香港岛被英国占领。公元1860年即咸丰10年11日，新安县的九龙半岛也因《北京条约》而被迫割让给英国。公元1898年即光绪24年4月21日，清政府又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又将新界租给英国，为期99年。此后，新安县原有的3076县，县治仍在南头。抗战时期，南头在日本南侵下沦陷，宝安县政府迁往东莞县。当时的深圳虽然成为日治区域，却有支威震南疆的东江游击纵队在山岭活动。全国解放后的1953年，因深圳联接广九铁路，交通便利，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比较兴旺，便将宝安县治东迁至深圳墟。深圳建墟是在清朝初年。由于这一带水泽密布，田边又有一条大水沟，故取名深圳。

建市时期

建市时期1979年2月，国务院发布38号文件，提出在若干年内把深圳建设成为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境城市。3月，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惠阳地区和省委双重领导。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直属省领导。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从此，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10月，广东省委宣布恢复宝安县建制，同时宣布深圳市的政治待遇与广州市相同。1988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包括财政计划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1992年7月，全国七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议，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有制订法律和法规的权力。

1992年撤消宝安县建制，设立深圳市宝安、龙岗两个市辖区，于1993年1月1日正式挂牌。1998年设盐田区，3月30日挂牌办公。

现有罗湖、福田、宝安、龙岗、盐田、南山6个市辖行政区，24个街道办事处，19个镇。福田区位于深圳经济特区中部。是人民政府所在地。该区于1990年1月4日建制，区人民政府于同年10月7日成立。区政府驻深南中路田面。全区总面积78．8平方公里，行政区域东起红岭路与罗湖区相连，西至车公庙工业区与南山区相连，南临深圳河与香港毗邻，北接宝安区。辖园岭、南园、福田、沙头、梅林、华富、香蜜湖7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67．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5．8万人。

罗湖区

位于深圳经济特区中部。是特区城市开发较早的商业中心区。该区于1990年1月4日建制，区人民政府于同年9月21日成立。区政府驻文锦中路。全区总面积74．2平方公里，行政区域东接盐田区，西至红岭路与福田区相连，南临罗湖桥与香港毗邻，北连龙岗区。下辖黄贝、蛟湖、南湖、桂园、翠竹、笋岗6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57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7．99万人。

南山区

位于深圳市经济特区部。该区于1990年1月4日建制，区人民政府于同年9月24日成立。区政府驻南头。全区总面积150．79平方公里，其中二线为119．4平方公里，二线外31．39平方公里（包括内伶仃岛和大铲岛），行政区域东至车公庙工业区与福田区相连，西至伶仃洋，北背羊台山与宝安工相连，南临香港。辖沙河、西丽、南头、南山、粤海、招商、蛇口7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44．7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0．8万人。

盐田区

位于深圳经济特区东部。该区于1997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区政府驻沙头角镇。全区总面积67．36平方公里，行政区域东起大鹏湾背仔角与龙岗区相连，西接罗湖区，南连香港新界，北接龙岗区。下辖沙头角镇，梅沙、盐田2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1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6万人。

宝安区

位于深圳市西北部。该区于1992年11月11日建制。区政府驻新安（原宝安县城）。全区总面积733平方公里，行政区域东接龙岗区，南连南山区、福田区、西临伶仃洋，北靠东莞市，深圳机场在该区辖区内。全区辖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公明、石岩、龙华、观澜8个镇和新安、光明2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124．6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4．2万人。

龙岗区

位于深圳市东部。该区于1992年11月11日与宝安区同时建制。区政府驻龙岗，全区总面积940．9平方公里，行政区域东临大亚湾、大鹏湾、南连罗湖区、盐田区及香港，西接宝安区，北靠惠州市、东莞市，大亚湾核电站在该区辖区内。全区辖布吉、平湖、横岗、龙岗、坪山、坪地、坑梓、葵涌、大鹏、南澳10个镇。全区总人口98．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6．8万人。

深圳经过二十年的改革春风沐浴，往日的老城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气势非凡的“地王”，绵密林立的高楼大厦，大街上、商场内川流不息的人群以及华灯初上时那绚丽夺目的霓虹灯……一片繁华欣荣的景象，无处不透露着勃勃生机。即便是见证了特区的发展与成长的拓荒者们，看到这一奇迹也感慨不已。

与今日的经济特区深圳相比，旧时的深圳只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边陲小镇那时的房屋结构形式基本上只有两种，即纵向式屋和大齐头屋。本地人（讲粤语的人）的住房，多为纵向式，入大门为厨房，接着是天井，越过天井是正厅，厅后是卧室，卧室有楼廊。富裕之家，再加一天井，天井前建一厅一房。前者称纵向式“二进”，后者称“三进”。建筑材料多以三合土（黄泥、沙、石灰）砌墙，房顶光线极暗。客家人的住房，多为大齐头式，一进门为厅，两边为厢房，用作卧室及厨房，以靠墙开一小窗和明瓦采光，光线不足，建筑材料与本地人建材相同。在客家地区，有一种被建筑学界称为汉族民居五大特色之一的围屋。围屋一般为正方形，城堡式，四面有高墙，四角有楼阁，围墙和楼阁下有枪眼。围内有天街。住宅多有天井。如坪山的大万世居，坑梓的龙田世居，龙岗的罗瑞合等都是宝安比较有名的客家围屋，其中以双层复合结构，九天十八井的大万世居最为显著，是深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渔民一般都以船为家，船小人多者，则在沿海较高处搭茅棚栖身。建材以竹木为框架，茅草作墙和房顶，只能勉强遮蔽风雨，常受台风摧毁。

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房屋结构被淘汰，农村的房屋全都盖成二三层以上，样式别致，色彩绚丽，空气流通，采光良好，还有精心培育的小花园。城区居民住宅，都是成片的新式的五六层以上的楼宇，内设若干单元套房（二房一厅）、三房二厅、四房一厅），旧式瓦房已不存在。

建国前，深圳居民所穿衣服的布料是自织自染的“十丈乌”，结实耐用，颜色多为黑、青、暗红色。服式为唐朝装便服。男上衣开胸，七纽四袋或五纽二袋。女上衣右边开纽大襟。男女裤一样，阔裤头，宽脚，用带子束缚。少数教师、学生及机关工作人员、城镇部分居民穿中山装、西装和衬衫西裤，少数女教师和女学生穿裙装。建国后，逐渐过渡为中山装，青年穿青年装，但老农民并无多大改变。布料以棉布为主，间有卡叽、呢绒。80年代后盛行西装和多种装式。

清未男子小梳辫民国初年剪辫，剃光头脑，继而逐渐采用平顶或圆顶发型，后来流行西式发型。女子从小裹脚，梳辫。民国初年禁止缠小足，少女梳辫，已婚妇女梳髻。建国后，男子仍流行西式发型，再加头腊。女子盛行齐眉发，梳短辫。80年代后，部分男女喜欢烫发，女子还有波浪、流云、菊花等发型。

在装饰方面旧时的深圳居民穿着多朴素，随俗而变。女子头帕、围裙、客家妇女凉帽颇有特色。头帕俗语称“冬裙”或“包头仔”，长三尺，阔一尺的黑色细布，边缘绣有白色花纹。缀以系带，未婚女子白色绣系带，已婚**红色绣花系带，中年以上用青色或黑色系带。妇女喜欢在上衣外加一条素色的围裙，未婚女子用白色裙带，已婚妇女用青色或红色裙带。而布吉一带，未婚女子用红色围裙，已婚的用青色或黑色围裙。凉帽以竹篾编织成扁平圆形，头顶是空的帽框，边缘饰以黑色帽裙。系带妇女自己编制，未婚女子用白色系带，已婚**用红色系带，中年以上妇女用青色或黑色系带。建国前，人们逢喜事外出男的多穿布鞋，女的多穿布花鞋，在家男女老幼都穿木屐。建国后，鞋的种类多样，有布鞋、皮鞋、橡胶鞋、人造革鞋，款式五花八门牌号，传统的木屐几乎绝迹。

此外，在建国前，妇女头上梳髻，饰以钗、簪、耳环、手镯、戒指、项链等。客家妇女婚后喜欢穿戴银质耳环、手镯。老年妇女戴有刻上“长命富贵”的寿镯。小孩胸前挂一把银锁。建国后，妇女戴首饰减少，六七十年代几乎绝迹，但男女带手表逐渐增加。80年代后，妇女又兴起戴耳环、戒指、项链之风，男人也普遍戴戒指。

回顾鹏城历史，古代的内地移民曾来到这里创造了鹏城的古代文明，而现代的内地移民又来到深圳，再造了深圳的辉煌。由此看来，新的深圳应该是旧的深圳的延续和创新，历史是不能忘怀的，民族文化的创新终究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烟台（别名“奇山”）城市的兴起，可追溯至明洪武年间。洪武三十一年（1389 年），为防御外寇入侵，在芝罘岛对岸临海北山（即今烟台山），修筑报警狼烟墩台，从此有了“烟台”之名。与此同时，设立了军事组织“奇山守御千户所”，修筑了有坚固城墙的奇山所城，这又是烟台别名“奇山”的缘由。现在，几乎所有旧日的村庄都已变为市区的大街小巷，所城则作为古迹保留下来。所城在烟台常被称为“所城里”，城虽不大，东、南、西、北关俱全，十字街之外，有沿旧城墙环行的更道街，一切都还保留着一所军事守备城的格局。一座明代的城，一城明清时代的建筑。所城在高楼大厦包围中，象一株古树，是烟台城市的根。

公元1131年（金天会九年）设置福山县，芝罘岛划归为福山县东北保，之罘村划为芝罘社。其后，芝罘一直为福山县属地，直到1934年山东省政府设立烟台特别行政区，脱离福山县，划属烟台特别行政区。元末明初，部分之罘村居民开始向之罘海湾南部移居，以捕鱼为生或兼作山丘农耕。此外，还建有数处零落鱼寮、山茅，人数不过数百，大多为季节性流动人口，没有形成正式命名的村屯，其中也有固定渔户，如高、初、夏、于、姚、刁诸姓，除从事渔业外，还占山划地自耕，被称为“占山户”。这些住户可算是早期烟台居民。

明初，倭寇侵扰沿海边疆，民众深受其害，国家不得安宁。为防倭寇侵犯骚扰之祸，明朝采用“筑小城建卫所”的军事防范策略，在全国各州、县要害地区设立卫和所（大体编制，5600人为一卫，设指挥史官：1120人为一所，设千户官；112人为百户所，设百户）。公元139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春），在宁海卫（今牟平区）辖区内设建奇山守御千户所，并建所城。当时，这是在全国属于建所较晚的千户所，距今已600年历史。

今天，奇山所城所在地已属芝罘区繁华地段，被周围林立的高楼大厦所包围。然而，当初奇山守御千户所得建址却有些讲究，其命名也有些说法。若追究起来，需从历史和古兵法的角度去考察。

首先从历史角度考察。奇山之名来历，古有三说。一说指“塔顶”，海拔397米，素称南山。民间相传，昔有“仙人奕棋”其上，称名棋山，演音为奇山。二说古时某夜飓风突起，一夜之间将上矿东南部堆起一座土山丘，众人皆以为奇，遂名为奇山。三说玉皇顶原名为奇山，海拔72米，元代末建有玉皇庙，后建戏台，两边石柱又联曰：“蟾窟映奇山聊籍衣冠妆黛传演来名象真情，蜃楼记沧海试看锦绣文章粉点出兴衰戏剧”，联中“蟾窟映奇山”是历史保存有关“奇山”名称刻石的唯一资证。玉皇庙距奇山所城建址中心地直线距离仅有1500米，中国古有“以近取名”传统，故用“奇山”命名所城顺理成章。

再从古兵法角度考察。筑城房卫必须具备进攻、防守、退却的军事必备条件。从当初奇山所城所处的地理环境看，北有芝罘岛、崆峒岛作天然防卫屏障，南有塔山群峰可作退却之地，中有东西两河（即近解放路和西南河路，原为两条河）防御，又能从河中引水作城壕防御；所城不远处海边北山（即今烟台山）设狼烟墩台，一有敌情发生，便可传递烟火信号；东有宁海卫，西有福山县城，进行东西军事联络极为方便。奇山所城位址设计也极为讲究，它的南北轴线与塔山至烟台山的南北轴线正相吻合，所城南门与玉皇庙并行齐线，这种布局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古代兵法设城的军事指导思想。

奇山所城占地9.86万平方米，城内面积7.96万平方米。城设西门，东谓保德门，西称宣化门，南为福禄门，北叫朝崇门。城门之上设城楼，专作了望指挥。城门及城墙底部均用青石砌筑，上部用大青砖砌筑。城墙高7.33米，厚6.67米。城门之间均衡设“铺”、“铺”呈圆弧状，突出城墙外，可以三面御敌，形成四楼十六铺防御格局。城墙内侧设有环形马道可直通城上应战。城内设十字大街直通四门，作为军事专用道路，这是老烟台境内最早的街道，如今已变迁为芝罘区所城里大姐。所城内西北部（今时彦街）设千户所衙及随职官眷住房；城内东北部（原高家胡同、傅家胡同）设练兵场；城内西南部（今仓余街）设兵营伙房及粮草仓库；建卫所同期，因在北门（今烟台山）设建狼烟墩、台，民间岁有烟台之称。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罗博修《福山县志》，其卷一“地舆图”中标有沿海墩、台共15座，自西向东14座依次标注为墩，唯有最东面的一座标注为烟台（即今烟台山），这是现存历史地图中关于烟台最早的文字记载资料。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何乐善修《福山县志》，其中写道：“有巨石似船形（指“造化奇观”刻石），在烟台上”，再次出现烟台二字。

奇山所城建立后，没有发生重大倭寇侵袭事件，基本处于安宁太平时期。1664年（清康熙三年），清廷旨令将奇山守御千户所废除，军变民地，改称奇山社，行政上归福山县管辖。废卫所制后，原千户、副千户、贬为庶人，官兵解甲，多从事农工商。所城内原张、刘两大姓千户后裔大兴土木，建造民宅，逐渐把军事建设结构改建成为民众居住房，遂又有奇山所、所城里、所城之称。因民宅建筑大兴，人口逐渐增多，其中张、刘两大姓很快发展到2000多户，他们建房最多，对外出租，民众时有“所城张家”、“所城刘家”之称。军变民地是奇山所城的重大历史变迁，外地姓氏应时流入，人口快速增加，奇山所内人口随之向外扩张，经济逐渐兴旺起来。这时期，奇山所及周围已形成13个固定村庄，时称奇山社十三村。它们是所城东门、西门、南门、北门4村，以张、佘姓居多；奇山所正南部的上夼村，以迟、李、荆、孔姓居多；奇山所西部的世和村，以张姓居多；奇山所西南部的南关村（曾名西南关、所南关），以张、刘姓居多；奇山所东南部的所东庄，以曲、张、傅姓居多；奇山所西北部的大、中、小海阳村，以张、刘、袁、王、姓居多。各村之间均设有道路相通。奇山社十三村人口来自四面八方，近有芝罘岛大？村、福山县、牟平县、海阳县、文登县等地，远有齐河县、曹县、聊城、高唐以及河北、河南、湖北、辽宁等地。十三村因人口籍贯复杂，诸如诞生、婚嫁、丧祭、节庆、妆饰习俗与方言各有所异。

烟台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说她古老是因为早在一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晚期就有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说她年轻，她是山东第一个开埠的城市，1956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中法在天津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开登州为通商口岸，鉴于烟台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都优于登州，1860年，将通商口岸迁到烟台，烟台成为了当时中国十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

烟台名字的由来

“烟台”的名字起源于芝罘湾北山顶峰上建的那座施放烽烟的墩台。古代边境有敌人入侵时，即举火升烟报警，称为烽烟，施放烽烟的台称为“烟台”明洪武31年（1398年），为防止倭寇袭扰，在奇山脚下修建了守御千户所，同时在北山上修建了举火升烟报警的“烟台”。15世纪后期，日本诸侯混战，一大批溃兵败将成了失掉军职的“武士浪人”，他们伙同牟利无门的商人，形成一股侵害中国沿海的邪恶势力，因为日本古称“倭奴国”，所以被称为“倭寇”。北山虽是一座不高的荒丘，却是三面环海的制高点，因此才把“烟台”修在峰顶上。“烟台”高6.5米，长15米。用特制大青砖砌成，顶部四边有垛口，形同城墙。

“烟台”二字最早出现在清康熙12年（1673年），福山知县罗博所修《福山县志》“地舆图”上，图上标有14座“墩”和1座“台”（ “墩”与“台”的功能虽然相同，但却是两种功能不同的建筑物，“墩”是用土堆积而成，“台”则是高而平的建筑）便是北山上的“烟台”。清乾隆27年（1762年），福山知县何乐善重修了《福山县志》时便将北山称作烟台山了。

狼是古代匈奴、突厥、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图腾，因此中原人称这些少数民族的军队为“狼兵”，当“狼兵”入侵时，便燃烽烟报警，故称为“狼烟”。据考古学家考证，烽烟的燃料是芦苇、红柳和杂草，所谓狼粪，燃烧时其烟直直上升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烟台”建成后，芝罘湾基本处于宁静状态，因此“烟台”上很少施放烽烟，但从19世纪中叶开始，烽烟滚滚而来，芝罘湾失去了原有的宁静，这烽烟便是帝国主义侵我中华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开埠，帝国主义列强称霸烟台，总揽烟台海关的英国人1905年在烟台山上的“烟台”建了一座灯塔，把举火升烟报警的“烟台”变成了指引舰船进港的“灯台”，这无疑是帝国主义侵华的物证，但也反衬出历史的进步，说明古老的烟台开始步入了近代史。遗憾的是这座被视为烟台象征的“烟台”、灯塔结合体，于1982年9月被彻底拆毁。

老烟台十三村

烟台历史上曾有过“十三村”时期，如果说明洪武年间设立的奇山守御千户所是烟台的形成期，清康熙年间废除卫所守御体系后，在奇山所基础上扩展成为十三个村庄，烟台从此进入发展期。

13村虽然属福山县管辖，可是由于村民大多是外地人，而且构成复杂，因此民俗风情、语言差异都很大，当地习俗与外来习俗在此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产生了不同于福山，也不同于周边各县的烟台方言。品味烟台方言，很多发音与京剧采用的中原音韵相同，有人戏称烟台话是“上北（bai）京往北（bo）走”。

如今，由于奇山所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城里4村基本保持原貌，而充满乡土气息的城外9村，早已变成了现代都市的组成部分。有的村名则被改为街名而被延续下来，如仓浦街、西南关街、上夼路、大海阳路等，当人们穿行在以村名命名的大街上，漫步在13村遗址上，一定会感悟历史车轮的快捷，弹指一挥间，村庄变城市。展望未来，烟台必将更加美好。

白石村与白石文化

1989年4月，日本第二次中国原始农耕史考察团考察烟台的白石文化，他们一行11人，来到位于市区中心黄金顶北麓坡地上的白石文化遗址，考查团的到来足见白石文化的重要性。在一座城市的中心，拥有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在全国都是罕见的。1962年首次发现，1980年和1981年，两次抢救性发掘，共出土陶、石、骨、角、牙、蚌器700余件，可复原的碎陶器4万余片，同时还发现墓葬两座。这两次发掘面积虽然只有227平方米，但地层关系清楚，出土文物丰富，为建立胶东原始文化序列，探讨胶东文化起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由此证实胶东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白石”两字的由来，是因为这一带地下有白石（石灰石），自从这一带有了居民后，便被称为白石村。7000年前的原始社会先民之所以定居于此，是因为这里南靠山林，北临大海，高度适中，坡势平缓，不但适合发展原始山林农业，也为牧渔采猎提供了便利。从出土文物分析，白石村遗址虽然与山东内陆密切联系，但由于地理环境不同，文化面貌有差异，经济类型有区别。除原始农业外，海洋采集捕捞和狩猎占有较大比重，基于白石村遗址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被史学界定名“白石文化”。

一座城市是否有竞争力，最重要是看它的文化，白石文化是烟台最原始、最重要的文化。

历史为烟台留下了一座所城。

如今，漫步所城十字大街，透过拴马石仿佛都能叩听到600年前的铁骑嘶鸣，站上附近的高点俯瞰所城，那一座座错落有致的四合院仿佛依然升腾着600年前的炊烟。这座具有600余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无疑是一张烟台的名片。

因为，早在明代，奇山所城便已经成为我国北方沿海抗倭的名城，有了“奇山所城”，才有了“狼烟墩台”，有了“狼烟墩台”，才有了“烟台”之“名”。

所城，在一定程度上是烟台的根。岁月沧桑变迁，所城正在一点点被侵蚀风化，当许多老烟台人和我们一起“守望”所城，“把根留住”便成了他们最大的呼声。《最美烟台》记者近日寻访众多关注所城的有识之士，听取他们的声音。

奇山所城，烟台无价的财富

历史为烟台留下了一座所城，所城的每个角落都写满历史。

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奇山所城正式建立，并设有狼烟墩台。1987年，所城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又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所城的“文保价值”也被人们重视起来，它的历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成为专家学者们争相研究的话题。

71岁的所城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春钺说，现在所城里的很多古建筑依然存在，“比如所城的象征———千户衙门，试想当年，清顺治皇帝颁诏撤销奇山所建制，官兵立即卸甲归田或者另谋生计这很自然，而作为军事设施的千户衙门和兵营等众多建筑，绝不会在一夜之间夷为平地，而是有一个改变使用功能、改建、拆建逐步改造的漫长过程。而作为首府的千户衙门更不会率先拆除，只是经过改变，成为张家祠堂。换句话说，当时的千户衙门至今依然存在着。”

而除了“千户衙门”，一些明代的道路也是清晰可见的。根据史志《登州府志》记载：“奇山守御所成：砖城，周两里，高二丈二尺，门四，南门为‘福禄’，北门名‘朝崇’，东门名‘保德’，西门为‘宣化’。”所城虽历经各个时期，经过后代不断改造，发展至今，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边界和主干道路网格局，现所城大街、北门里大街、南门里大街就是《登州府志》记载的十字大街。现在的南门里东西巷，北门里东西巷，东门里南北巷，西门里南北巷就是明代建城时屯兵式跑马道。“以上所述建筑，至今保留完好，也必将会成为所城今后改造的最基本模块。”张春钺说得很激动。

72岁的市老科协原副会长赵义堂则认为，奇山所城是“狼烟墩台”也就是“烟台”的由来，“保护这样的历史遗迹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一次利用，现在国内很多城市没有古迹，都在争抢甚至捏造，为什么我们拥有，却不好好加以利用呢？我们要让子孙后代看到这些资源，这些光荣的历史！”

所城人家小院中的山楂树

守御千户所，往昔能否重现？

如何利用？如何改造？很多老烟台有着自己的想法。有人提议，在保护风貌，保持原有街区结构和空间及特征的前提下，改善生活设施条件，修建、维修甚至修复部分有历史风貌的建筑；有人提议，将位于城西北的张家祠堂改建为所城展览馆；还有人提议，在原东门、西门的位置上建两座牌坊，以此作为再现所城风貌的重要窗口……

“明代的奇山守御千户所主要建筑有古城墙、千户所衙、练兵场等。”72岁的市老科协城建委主任毕浩说，“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修炮楼碉堡将城墙大部分拆除，后来在1956年和1972年，为了修建胜利路和拓宽南大街，又拆除了城墙和四门，所城的基本外围结构消失殆尽，可是城墙的遗址至今还能够找到。”

他认为，恢复主要建筑自然应该是所城改造的重点，而对于奇山所城整体保护，重要一环就是恢复奇山所城的古城墙，只有恢复了古城墙，“才能使奇山所城较完整的体现抗倭城堡的传统形制”。他说，“奇山所城古军事城堡”和“以军事为主的古城风貌景观区”两大古建筑群应该是所城建筑保护和改造的主要方向。他说，“尽管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对已被拆除建筑物原则上不予恢复，但在一个地域或一个城市中，具有标志作用、意义重大亦可恢复。奇山所城是烟台城市发源地，是烟台城市历史的标志，而城墙又是所城的标志，恢复城墙，是恢复奇山所城、恢复烟台城市历史的标志。”

已故烟台学者谭洪鑫也曾说，所城作为一座典型的东方古城堡，官邸民宅敦实古朴，突出了明清两代的建筑特色，在我国建筑史上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如今的所城作为明代的建筑格局已基本不存在了，现在保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清代以后沿袭明代格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筑，尽管近年来对其有较大的破坏和改造，有的房屋维修后红砖红瓦古韵无存，但其城墙走向、街道格局和大部分民居还保留原来的风格。

他建议，若全部恢复原来的古建筑风格，存在很大困难，但比如可以选取几座保存尚好的四合院，恢复其明清时期的风格，从拴马石、照壁、门簪到瓦当、木棂窗、神龛等，一一精雕细琢，对城门、城楼、城墙和几所庙宇以及祠堂等，要尽量恢复原貌，打造一座名副其实的东方古城堡。

城中古城，烟台标志性名片

除了恢复古建筑，有人还提出建议，那就是确定功能分区，将所城整修成具有综合功能的文化旅游城。

“奇山所城应具有文化旅游综合功能，做到居住、旅游观光、文化文物交易、烟台特产商贸、烟台名吃、明清社会演示、市民休闲健身活动融为一体。”毕浩表示，“只有这样，才能使奇山所城成为烟台市内的蓬莱阁，使人们到烟台必到奇山所城，提升所城乃至烟台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将600多年前烟台的城市史、文明史、文化史延续下去。”70岁的市老科协原会长韩仕兴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说，“烟台作为一个文化大市、旅游大市，要在时时处处有所体现，而所城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留住外地客人的地方！让古为今用，让那些古老的城墙活起来！”

“这一设想，任重道远，”毕浩说，“要在所编规划的基础上，对现有建筑进行深入考察和安全验证，对保留完整的四合院房屋要修旧如故，完善室内设施；对部分墙体开裂、基础沉陷、居住使用危及安全的房屋，按照规划确定功能和明清时代建筑风格重建；对部分违法违章建筑应予以拆除。通过对现有房屋和街巷保护整治，这样，奇山所城才能具有文化旅游的综合功能。”

记者了解到，今天的所城依然居住着1100多户居民。整修所城内的基础设施和道路街巷和尽快调整和完善奇山所城的保护规划也是打造烟台市内“蓬莱阁”的重要一环。“通过保护整治，奇山所城内基础设施要完善，要水、电、暖、气、电信配套齐全，达到现代人群居住、服务、办公地要求和条件；并对所城内的道路街巷进行恢复整治，做到街巷畅通和疏通消防通道，保证人们的居住安全，”韩仕兴说，“对于究竟应该如何调整和完善奇山所城的保护规划，如何对建筑物进行保护界证，如何修旧如旧，如何建成文化旅游名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张春钺讲述所城故事

把根留住，让民俗文化“复活”

所城，不仅是一个明清民居建筑群，而且还是一个保存较好的一处民俗传承文化的所在，张、刘等大姓人家在这里居住了600余年，他们的衣食住行、节日、礼仪、信仰、民间艺术、口头文学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因此，挖掘所城的文化内涵也成为所城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如果所城不在了，居民必将四方分散，靠几百年聚居形成的所称民俗文化也必定随之消失，这就无从谈什么开发了。”烟台民俗学者安家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长远观点看，深入地研究‘所城文化’，以寻找烟台地域文化的准确定位。”

安家正说，一定程度上，烟台的地域文化是“非驴非马”的，比“内陆文化”，它没有很厚的民俗沉积，比“海洋文化”，又有明显的封闭性，所以如何寻根，找出“所城文化”各个层面上的优点和弱点，扬长避短，才能真正使烟台变得有文化、有品位。而从眼前的意义上看，不妨先开掘“吃文化”，为旅游业提供一些“无形资产”，带来旅游业的振兴。“如今的烟台已经将旅游业当做了支柱产业，旅游业得讲究吃、住、玩、购一条龙服务。烟台的吃文化极有基础，其根便在所城！”

已故著名民俗家山曼先生也曾以《留得青山在》为题撰文对所城保护建言。他提到，从文物的角度上说，奇山所城应该保护，从民俗文物的角度，所城更应当保护，“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留下所城这座青山，以后所得到的绝不仅仅是普通的烧柴。”

也许正因如此，所城的规划和改造还在“守望”中。说不清是步履迟缓还是出手慎重，但有一点却是最值得肯定的，他们都深知，要“把根留住”。

奇山所城的历次规划

所城是源，所城也是根，为了改造所城，烟台有关部门先后有过多套规划方案出炉，不过至今难寻定案。

1992年，天津大学建筑系编制的《烟台奇山所保护区更新保护规划》中提到：“保护所城风貌，维持原有街区结构、尺度和空间特征的前提下，改善生活基础设施条件，发展旅游和城市开发相结合，以居住为主的风貌区，以四合院形式组织建筑群”。在这次更新保护所城规划中，仅保留张家祠堂、刘家祠堂、城隍庙以及刘家祠堂路西一组四合院，其余房屋均拆除，保留现所城十字大街和原城墙内侧环形路道路网格局。以保护为辅，更新为主，商业开发气息很浓，许多专家、学者都不同意，因此没有被批准。

1999年11月，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烟台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对所城的保护进行了简要阐述，但也只是明确了所城的“保护范围———东起北河街，西至胜利路，南至南门外大街，北到南大街”以及“建设控制地带：重点保护范围以外100米。”其他只是一些保护原则，可操作性差，无法实施有效保护。

2002年7月，上海同济大学“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烟台奇山所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本次规划根据国家《城市规划法》《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等法规，以文物保护为出发点贯穿整个规划，符合文物保护原阵型和基本要求，划定了奇山所城“保护区范围”和“控制地带”，定位奇山所城是烟台城市发源地的地位，为有效保护所城开创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不过，据了解，这次规划由于参加人员全是学生和技术员，年轻经验少，更重要的是任务重、时间紧，仓促之下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对所城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和研究，存在一定原则性问题。新的规划还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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