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曲家考(关于明清曲家考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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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隋唐时期音乐文化特点

隋唐两代，政权统一。特别是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演出过程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为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简述明清时期音乐文化特点

由于明清社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小曲成风，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最早的琴曲《神奇秘谱》等。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在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遇乾为代表的苍凉雄劲的陈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爽直酣畅的马调；以俞秀山为代表的秀丽柔婉的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北方的鼓词以山东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较为重要。而牌子曲类的说唱有单弦，河南大调曲子等；琴书类说唱有山东琴书，四川扬琴等；道情类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少数民族也出现了一些说唱曲如蒙古说书、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时期歌舞音乐在各族人民中有较大的发展，如汉族的各种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明清戏曲音乐出现了新的发展高峰。明初四大声腔有海盐、余姚、弋阳、昆山诸腔，其中的昆山腔经由江苏太仓魏良甫等人的改革，以曲调细腻流畅，发音讲究字头、字腹、字尾而赢得人们的喜爱。昆山腔又经过南北曲的汇流，形成了一时为戏曲之冠的昆剧。最早的昆剧剧目是明梁辰鱼的《浣纱记》，其余重要的剧目如明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洪升的《长生殿》等。弋阳腔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各地的方言小戏发生重要影响，使得各地小戏日益增多，如各种高腔戏。

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为民间出现了多种器乐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丰富的琴歌《阳关三叠》、《胡茄十八拍》等广为流传。琵琶乐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鹅》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问世，至清代还出现了华秋萍编辑的最早的《琵琶谱》。明代末叶，著名的乐律学家朱载育计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邻两个律（半音）间的长度比值，精确到二十五位数字，这一律学上的成就在世界上是首创。

曲姓是如何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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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作品集

宋元南戏未见选集,唯有明代的《永乐大典》卷13965至13991,第27卷，辑入宋元南戏33种。现仅存最后一卷，保留《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3种。明代还有多种元杂剧的作品选集。

重要的有下列几种： 明代还有多种元杂剧的作品选集，重要的有下列几种：①《改定元贤传奇》,明李开先校订,嘉靖年间刊本。原收杂剧若干种不详，仅知传世者7种,现存台北中央图书馆。②《古杂剧》。③《古名家杂剧》。④《杂剧选》。⑤《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⑥《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酹江集》）。1921年吴梅编《古今名剧选》，实收元明杂剧15种；1935～1936年卢前编《元人杂剧全集》，实收元人杂剧77种，佚文22种。这两部书都因故中断，没有出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普及元杂剧,出版了一些选注本。如1966年顾学颉的《元人杂剧选》，收杂剧15种；1980年王季思等人编的《元杂剧选注》，收杂剧27种、50折。

传奇选集,流传很久、影响最大的,当推明毛晋辑刻的《汲古阁六十种曲》，简称《六十种曲》。原刻初印本6套,每套10种，已看不到全帙；现有清代实获斋、二多堂、二酉堂、醉经堂等书坊补版重印本传世。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重校排印本，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开明书店纸型重印本,比较常见。明清传奇选集,还有《梨园雅调》60种,只有存目,未见传本。明代书坊文林阁、富春堂、世德堂、继志斋、广庆堂、容与堂、敦睦堂、玉夏斋等刻印的许多明传奇作品，也都成为稀世之珍。清末民初，贵池刘世珩主持复刻《暖红室汇刻传剧》，以传奇为主，计收元明杂剧传奇30种，附录14种，附刊6种，别行1种，共收51种，也是重要的明清传奇选集。

明代万历以后，产生了一批只印零出的明清戏曲选集，反映了昆、弋各种南曲声腔繁衍为各地声腔之后戏曲舞台上出现的盛况。当时书坊刻印这些传奇作品选集，也特为标出“徽池雅调”、“增补滚调”、“时调青昆”、“青阳时调”等，以吸引读者。板式大都为三栏或二栏，除以主要的二栏或一栏刻印零出剧本之外，专辟一小栏刻印流行的民歌、俗曲、灯谜、酒令，并附刻插图。所选传奇，一般都是当时通行于舞台的零出折子戏，其中颇有今天已经罕见的作品。这种选集，主要有《词林一枝》（4卷）、《八能奏锦》(6卷)、《玉谷新簧》（存5卷，应为6卷。别题《玉谷调簧》，或疑题为《玉振金声》）、《时调青昆》（ 4卷）、《乐府菁华》(12卷)、《摘锦奇音》（6卷）、《大明春》（6卷，即《万曲明春》）、《秋夜月》（包括《徽池雅调》、《尧天乐》各2卷）、《吴觎翠雅》（4集）、《月露音》、《醉怡情》（8卷）《玄雪谱》(4卷)、《万壑清音》（8卷）、《乐府南音》(2集)、《万曲合选》（2卷，别题《万家锦》,又题《南词一枝》）、《歌林拾翠》(2集)、《冰壶玉屑》（残本）等。王古鲁曾在日本拍摄了《摘锦奇音》、《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等书，并从中选录了《长城记》、《同窗记》等12出弋阳腔及其流变诸腔传奇作品零出，题为《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于1956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另一类型的明清传奇选集是只录曲文而删节了科介、宾白的选集，现存的有明代胡文焕《格致丛书》本的《群音类选》。全书卷数不详，现有传本,收录157种传奇的部分曲文。其中包括久已失传的近60种传奇的佚曲，弥足珍贵。1980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明刻本《摘锦奇音》]

[明刻本《万曲明春》]

明清杂剧的选集,重要的有:①《杂剧十段锦》，明代无名氏辑，有嘉靖三十七年(1558)绍陶室精刻本，收录朱有杂剧10种,1913年武进董氏诵芬室曾影印100部流传。②《盛明杂剧》（1、2集），明沈泰（福次居主人）辑印,两集,分别在崇祯二年(1629)及十四年(1641)刊行，共收明代杂剧60种。流行的是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武进董氏诵芬室复刻本。③《杂剧三集》，别题：《杂剧新编》，清邹式金（仲谙）辑印。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元年(1662)刊行。流行的也是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武进董氏诵芬室复刻本。④《奢摩他室曲丛》（1、2集），吴梅编辑。是杂剧、传奇兼收的作品选集,1集收沈起凤、嵇永仁传奇6种；2集收朱有杂剧24种，附吴炳传奇 5种。此书原计划汇印杂剧65种，传奇76种，但未完成。现有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⑤《清人杂剧》（初、二集），郑振铎辑。两集共收清人杂剧80种，于1931、1934年先后刊行。郑振铎收藏清人杂剧近240种,两集所印仅及三分之一，未印部分，现存北京图书馆。 清代地方戏曲作品较诸杂剧、传奇数量要大得多，但作为选集正式刊行，却甚属寥寥。重要的有缀白裘（新集），清乾隆年间，钱德苍据玩花主人所编《缀白裘》，“删繁补漏，循其旧复缀其新”，标名《时兴雅调缀白裘新集》,仍简称《缀白裘》,由苏州宝仁堂梓行。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三十三年(1768)陆续辑成 5编,专收昆腔折子戏；乾隆三十五年(1770)又收文武双班演出的昆曲及“梆子腔”为第 6编。乾隆三十八年(1773)，又增入7、8、9、10编,合集印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增收杂调戏出为“外编”,昆腔折子戏为“补编”,共为12编。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教堂重刊，改12编为12集,其中第6集、第11集为杂调串演的地方戏。道光年间共赏斋石印本出，此书流传较为广泛。《清音小集》是清初刻印的京腔剧本选集，收折子戏32出。清代坊间刻印的地方戏曲曲本,大都也属于戏曲选集的性质,如汉口文升堂、文雅堂和唐氏三元堂书坊镌刻的“楚曲”，它是湖北汉剧前身，现存6种,当时刻印种数不详。李世忠刻印的《梨园集成》，以及王大错编印的京戏《戏考》（全书41册，1932年中华图书馆印行）等等，都曾流行一时。

[明刻本《玄雪谱》]

规模宏伟而又具有文献价值的戏曲作品总集，莫过于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现已刊出第 1、2、3、4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了挖掘传统剧目的工作,征集到大量梨园世代相传的秘本,还有许多记录戏曲艺人口述的剧本。许多省、市、自治区编印了各地区剧种的传统剧目选集。已出版的有《京剧汇编》106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编)、《传统剧目汇编》32册（上海市传统剧目编辑委员会编）、《河北梆子汇编》22册(天津市河北梆子汇编编辑委员会编)、《河北戏曲传统剧目汇编》 7册、《河北梆子传统剧目汇集》73册(河北省戏曲研究室编)、《山西地方戏曲资料──传统剧目汇编》 3册（山西省文化局戏曲工作研究室编）、《陕西传统剧目汇编》56册（陕西省文化局编）、《甘肃传统剧目汇编》 9册（甘肃省文化局编）、《浙江戏曲传统剧目汇编》16册（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编）、《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54册（安徽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编）《江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17册(江西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编)《福建传统剧目选集》30册（福建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编）、《河南地方戏曲汇编》 4册、《河南传统剧目汇编》13册(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编)、《湖北地方戏曲丛刊》37册(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湖南戏曲传统剧本》66册(湖南省戏曲工作室编)、《粤剧传统剧目汇编》25册（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广东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编）、《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66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戏曲工作室、广西壮族自治区戏曲研究室编）、《川剧传统剧本汇编》33册（川剧传统剧目汇编编辑室编）、云南地方戏曲传统剧目资料汇编1 册（云南省文化局、中国戏剧家协会云南分会编）等。以上共计671册,收入传统剧目4780种，这项工作在十年内乱中中断，没有把这批征集和记录的传统戏曲作品全部印出来。1977年以后，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等地已恢复这一工作，正在继续出版。

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是戏曲改革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58～1963年间，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按各省、市、自治区分卷出版了《中国地方戏曲集成》，已出14卷,展示了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工作取得的成果。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的选集,还有《京剧丛刊》50册,《华东地方戏曲丛刊》30册，《评剧丛刊》15册等等。1958年，中国戏曲研究院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戏曲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和创作现代戏和历史剧的经验，向全国提供优秀剧目,编辑出版了《戏曲选》,原计划把它编成为一部新时代的“百种曲”，截至1963年，只出版了6辑,收入戏曲作品46个，每一作品都附有评介文章、部分曲谱及剧照。

我来回答你。

（转帖）曲姓来源： 长期以来，在东北和山东的一些鞠姓和曲姓家庭中流传着“鞠曲一家”的故事。

说是鞠姓在过去的某个朝代作大官，因为“得罪”了皇上获罪满门抄斩，鞠姓纷纷逃难，在逃难途中遇到了官军的追杀，官军问：你姓什么？答：姓鞠，由于方言的口音太重被官军错听成了姓曲，于是便躲过了一劫。

还有一个故事说明朝初年大将鞠福禄在征战中殉国，其子孙被朱元璋封在云南某地为定远侯，后来因为得罪国舅（西宫之父）获罪满门抄斩，辖地县令欲相救便问：“屈不屈？”答道：“曲”，于是便改鞠为曲。

又于是在这场灾难中侥幸逃脱的鞠姓就都姓了曲，不过仅限于在活着的时候姓曲，死后续谱立碑时则必须改回姓鞠，叫做“活曲死鞠”。

这些故事虽然看似荒诞，但是却在一些鞠姓和曲姓家庭中广为流传，据有的曲姓朋友回忆文革前曾在祖茔的墓碑上看到过“吾曲姓乃鞠氏一脉相传”的碑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要弄清事情的原委必须得从下面的故事说起。

话说西汉哀帝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在东平王刘云的封地内，“瓠山中间，有大石转侧立，高九尺六寸，移原址一丈，远近传为异闻，哗动一时”。

原来是卧着的一块好端端的长方形巨石既没长腿也没人搬动却自个儿翻个身打个滚儿立了起来。

东平王预感到不是好兆头（那时侯的人都迷信），便在自己的王宫内仿瓠山形状堆一土山，上立石像，缚上黄草，以便随时祈祷。

这件事被在京城做“待召”的两个妄人息夫躬和孙宠知道后便借此大做文章，造谣中伤，用以骗取皇帝的信任达到封官加爵的目的。

于是向汉哀帝上书说刘云“宫中立石，祗毁朝廷，欲求非望，行霍显之谋，荆轲之变”，托中常侍把书信转交汉哀帝。

一句“行霍显之谋，荆轲之变”刺痛了汉哀帝，于是即不调查核实也不认真查证便立即下旨废刘云为庶人，其他参与的人一律处死。

廷尉梁相，尚书令鞠谭，仆射宗伯凤急忙上奏阻止，并力劝汉哀帝应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被正在气头上的汉哀帝判为“不知嫉恶讨贼，意存观望，罪与相等”，这三位也被逐出朝廷、削职为民。

为了保全性命鞠谭率儿子鞠閟逃避到凉州西平（古称西都，今西宁市）改姓为麴。

这就是《汉书》、《风俗通义》、《资治通鉴》和《元和姓纂》上记载的“鞠谭改麴”“避难湟中”“因居西平”“鞠麴同宗”这段真实历史故事的来源。

从那时开始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鞠谭的后人从西平到金城始终沿湟水两岸发展，乃至发展成为一度曾影响西北地区历史的赫赫有名的庞大的麴氏家族集团。

《晋书》记载古西州民彦写道“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足见其富贵和权势。

在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家族出现了很多赫赫有名的战将，象三国前期袁绍帐下与河北名将颜良文丑齐名的悍将麴义，与韩遂、马超遥相互应对抗曹操共守西凉的战将麴演（衍），以及西晋愍帝的大都督官至左仆射的麴允等。

南北朝时期西域著名的高昌国王麴嘉就出自金城榆中，《元和姓纂》记载麴嘉是鞠谭的儿子鞠閟的十一世孙。

麴氏高昌立国134年传承9代，最后被唐太宗的大将侯君集攻灭。

高昌国末代国王麴智盛的胞弟麴智湛的儿子麴崇裕在武则天时代很有名望，世袭左武卫大将军交河郡王。

到了唐代，麴姓家族有一枝从西州迁徙到江苏吴兴（今湖州），《唐书》上说：麴信陵，籍贯吴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的望江县令。

时逢大旱，麴信陵带领衙属设香案日复一日的为百姓祈祷甘霖，由于他的执着感动了上苍终获大雨滂沱，缓解了旱情，同时也感动了老百姓，都自发的为他建立祠堂。

著名大诗人白居易特为他作诗《秦中吟》，诗中说道：“我闻望江县，麴令抚茕嫠；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泣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有一付对联这样称颂他说“祷获甘露，居易作诗歌惠政；世为豪族，西州传语望朱门”，是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县令。

但是，这样一个在历史上轰轰烈烈的麴氏家族到了宋代以后却突然销声匿迹，名不见经传，姓不载典籍，而且至今在中国大陆尚未发现有一例麴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庞大的麴氏家族集团究竟哪里去了？要知分晓还得从《百家姓》说起。

据说《百家姓》自从南宋初年由钱塘县的一位儒生编辑成教材印刷发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一共流传三种版本，这三种版本的姓氏排列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都在“甄麴家封”这句上。

一种是繁体字《百家姓》的“甄麴家封”，另一种是简体字《百家姓》的“甄曲家封”，第三种是“甄魏家封”。

在这三个版本中，记录“甄麴家封”的无疑是原版的延续，记载“甄曲家封”的是原版的姓氏简化版，而记录“甄魏家封”的是错版，之所以确定它为错版，是因为在上述三个版本中 的第八句记录的都是“金魏陶姜 ”，既然在前面已经编辑了“魏”姓，后面怎能重复编辑呢。

从繁体的“甄麴家封” 到简体的“甄曲家封”，只是一字之差已经把麴姓转换成曲姓的过程表达得淋漓尽致。

另外，曲姓宗祠有款著名的四字对联“金城望族 泉郡名宗” 也可以证明这种姓氏用字的转换。

一位曲姓朋友在对这付对联加的解释词上说，上联指金城“曲见”，下联指酒泉“曲珍”，并附加注释“曲见是西晋金城望族”。

笔者按着这一思路查阅大量史料始终查不到“曲见”之人，经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所谓“曲见”者实际是“曲允”的错写，而这个曲允正是上文记载的金城豪族麴允的简写。

按照这种推断，“金城望族”指的就是西晋麴允，“泉郡名宗”指的是酒泉麴珍，毫无疑问这幅对联中上联的麴字和下联的曲字正是沿着“麴-曲-曲”的字形结构进行演化，其中曲字是麴字的变型，曲字是曲字的简化。

对于曲姓的起源最近看到网上有很多说法，一是说：“据《风俗通》载：春秋时，晋穆侯封少子成师于曲沃，其后代便以地为姓，称曲姓。

”二是说“曲姓源出夏大臣曲逆和秦御史曲宫”。

为了求证上述第一种论据的可靠性，笔者通篇查阅研究了现代版的《四库全书 风俗通》篇，同时也查阅了《四库全书》的编辑者清代钱大昕等人的注释，又查阅了王利器为《风俗通》校注的器案。

《风俗通》原名《风俗通义》，东汉末年应劭所著。

《风俗通》全书三十六卷宋代已经部分失传（其中包括姓氏篇），明朝编辑《永乐大典》时根据有些典籍的记载进行了增补，经过增补的《永乐大典 风俗通义 姓氏篇》基本反映应氏著作原貌。

而清代的《四库全书 风俗通》篇是根据明朝《永乐大典》编纂而成，在《风俗通 姓氏篇》中，应氏一共收录了东汉末期存在的530多个姓氏，通篇没有查到曲姓或曲氏得姓于曲沃桓叔的记载，只查到了“鞠氏：汉有尚书令鞠谭，或为麴（曲）氏（有的版本直接编辑成曲氏），音讹转改，汉有麴衍”和“韩氏：韩之先出于唐叔虞，曲沃桓叔之子万食邑于韩原，因以为氏”的记载，除此之外连曲沃桓叔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不知持这种说法的人是从哪个风俗通义中转载的。

再看《元和姓纂》，该书是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当时的姓氏学专家林宝编撰，是一部公认的姓氏学权威著作。

该书成书十卷现保存完整，经查阅也未记录曲姓，而在麴姓的条款下明确记载“麴：鞠氏之后。

汉有鞠谭生閟。

避难湟中，因居西平，改姓麴氏。

”又在西平条款下注释“閟居西平，十一代孙嘉仕沮渠氏，后为土人所归，立为高昌王。

”而成书于南宋的《百家姓》和后来的《续百家姓》均未记载曲姓。

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史籍记载的夏大臣曲逆和秦御史曲宫极有可能是“专指人名”，就像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一样。

试想如果曲姓在当时确实已经立姓并且有正常的家族传续，那么这两位在《史记》上明确记录的人物连同他们的姓氏为什么在《风俗通义》《元和姓纂》《百家姓》这几部纵贯一千多年的姓氏巨著中不予收录记载呢？唯一的答案就是“曲”字作为姓氏在当时还没有立姓，现在的曲姓是由历史上的麴姓简化而来，而麴姓则是鞠姓的改姓。

事实上很多曲姓朋友也对上述观点心存疑惑，明明家传我族裔来源于鞠氏，怎么突然变成了“曲沃桓叔”“曲逆”“曲宫”的后代了呢？难怪有的曲姓朋友惊呼：“我们这个曲姓真是很特别，《百家姓》上没有，《续百家姓》上也没有，曲姓到底源出何处”！ 《曲氏宗谱》上有一句名言说：不知祖不怪，冒祖则罪大矣。

这是中国古代人们对宗法观念的强烈认知。

实际上也没有那么严重，现代认为：姓名只不过是一代表符号而已，根本无需大惊小怪。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作为探源，就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探究事物发生、发展的本末，不能因为有个地名叫“曲沃”就随意的攀附历史上的曲沃桓叔，也不能因为曲沃在山西就想当然的认为胶东的曲姓都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更不能对本家族祖上多年来口耳相传的“鞠曲一家”“死鞠活曲”的故事及其成因不作分析、判断和诠释，就轻率的予以否定，还得出“曲氏源出曲沃桓叔、曲逆和曲宫”的结论，这是一种误导、是对祖宗的亵渎，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上述事实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含盖广阔时空的姓氏演变的历史画卷：在西汉晚期鞠谭为避祸而弃鞠改麴，麴姓经历了九百多年的发展大约在唐朝晚期到南宋晚期又逐渐演变简写成曲。

这就是在一些鞠姓和曲姓家庭中流传的“祖上为避祸而弃鞠改曲”、 “鞠曲一家” 和“死鞠活曲”的真正来源。

而且我认为，这种简写只限于姓氏演化的简写，不包含字体简化的含义，因为“曲”字同样也是一个古老的汉字，麴和曲作为汉字在古代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就象历史上的“曲阜”、“曲沃”当然不能写成“麴阜”和“ 麴沃”一样。

另外，一部修订于宣统元年的《东莱曲氏族谱》也可以证明在中华曲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鞠氏的。

在这份由曲氏自己修订的族谱中“曲氏世系考”一节记载：“旧相传（曲氏）为宫保世裔鞠姓。

始祖讳元英任元朝宰相，本贯黄县，茔在城北翁仲，墓表犹存。

缘遭难族姓多隐名易姓流寓兹土，遂转鞠为曲。

虽云考据无徵，然百古在昔先民有作详哉其言之矣。

”意思是说：据相传我曲氏的远祖是一位在朝廷上位列三公九卿的宫保级鞠姓高官，这位官员因遭难而避居他乡易鞠为曲。

传说虽然无从查证，但先辈们历经百代，口口相传，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不可能是无稽之谈。

经考证《东莱曲氏族谱》中记述的这位宫保级鞠姓高官就是史志上记载的西汉尚书令鞠谭。

鞠谭改麴后，麴姓一直在西北地区生活繁衍，随着家族从不断壮大到最后的没落，姓氏也在沿着“鞠-麴-曲-曲” 的字形结构不断的进行演化。

为了确定这种演化的确切年代，笔者查阅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拓片资料库现存的历史上各类拓片，共搜索到麴姓墓志拓片7条，其中最早的是河南洛阳出土的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元寿妃麴氏墓志》，最晚的是河南洛阳出土的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麴善岳墓志》。

共搜索到曲姓墓志拓片17条，其中最早的是河南南阳出土的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曲系及妻蔡氏墓志》，最晚的是山西五台出土的公元1935年《闫书堂及妻曲氏合葬志》。

从上述搜索结果可以看出，麴姓及其墓志到公元662年戛然而止，而曲姓则从公元822年才开始镌入碑刻，中间相隔了160年之久，笔者认为这期间正是麴姓向曲姓转换的姓氏不确定时期。

例如生活在唐朝前期的麴崇裕，在有的史志上就记录为“曲崇裕”或“曲（曲）承裕”，由此可以看出到唐朝前期麴姓才刚刚完成从麴到曲的演化。

而河南洛阳出土的曲环之孙《曲元缜墓志》已经把“曲”字作为姓氏正式镌刻到墓志中，这说明到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一部分麴姓已经沿着“麴-曲-曲”的字形演化顺序首先简写成“曲”，到了南宋晚期或者更晚的明清时期这种仅限于姓氏的字形演化才最后完成，自此开始“麴”字作为姓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更加便于书写的“曲”字所代替。

诸位试想，不然的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庞大的麴氏家族哪里去了？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在中国的姓氏演变史中，唐代的中晚期以前根本不存在曲姓，现在的曲姓是由历史上的麴姓通过字型转换而来，而这种字型转换只限于“麴-曲”的姓氏转换，并不包含汉字简化的含义。

其实历史上鞠氏因避祸改曲并不止上文记载鞠谭改麴这一次，经考证在北宋末年、元末明初、明朝末年登州黄县冶基鞠氏都曾发生过鞠姓改曲姓的事件。

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鞠姓每遇灾祸反过来都会依附于曲姓而号称“死鞠活曲”呢？这也许就是“鞠曲一家” 这个无法割断的历史情结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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