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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简介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现实主义诗人,其著作以社会写实著称。中国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祖籍湖北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因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又称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据岑仲勉考证杜甫是杜预第四子杜耽之后,且为杜预十四世孙,然而胡可先根据杜预叔父杜并墓志所记载的先祖,指出杜甫是杜预长子杜锡的后代。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在身后,杜甫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杜甫生平
杜甫出自襄阳杜氏,是晋朝当阳侯杜预的长子杜锡的后裔。
七世祖:杜乾光,齐司徒右长史。
六世祖:杜渐,梁边城太守。
五世祖:杜叔毗,北周硖州刺史。
高祖:杜鱼石,隋朝河内郡(怀州)司功、获嘉县令。
曾祖:杜依艺,唐朝雍州司法、洛州巩县令。
祖父:杜审言,洛州洛阳县丞、吉州司户参军、膳部员外郎
杜甫简介及个人资料
杜甫的早年
杜甫早年的生活情况记载很少,主要从他的诗歌中得知。杜甫生于712年2月12日,出生地在巩县(今巩义市)。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一个有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他的父亲杜闲,曾官至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审言生闲,闲生甫”。杜甫的母亲清河崔氏在杜甫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父亲杜闲续娶范阳卢氏,杜甫并没有从卢氏身上得到多少母爱,反倒是他二姑担当了母亲的角色,把小杜甫抚育成人,所以杜甫从小跟随姑姑在洛阳城长大,并且耳濡目染,表现出极高的文学天赋,九岁时,杜甫就曾写出震惊洛阳城的诗文。杜甫有一个哥哥,早夭,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到他们,但杜甫从未在诗中提到他的继母。
杜甫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见杜甫是个早熟的孩子。杜甫幼年很是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但这个早熟孩子超强的记忆力和出众的文学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杜甫青年时代的出游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的时候,他出游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二十岁的时候,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巩县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这一次出游即是快活惬意,这段时间主要是打猎与唱歌:“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开元二十九年,他返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约在此时,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结婚。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 *** ,西归到咸阳”的齐赵之游。其时,正当开元全盛,到处一派升平,杜甫这一段时期的情感倾入诗中,豪放而自负,炽热而奔放,明朗而开阔。这是杜甫早期诗歌艺术的特点
杜甫的入仕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载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直到十四载,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17]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为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安史之乱中杜甫的流离
就在这个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诗人目睹国家的残破以及叛军的残暴,感时伤事,写下了《春望》、《哀江头》、《哀王孙》等不朽诗篇。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g,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天宝十七载,五月,贺兰进明陷害房g,杜甫遭株连,从此受到肃宗的疏远。闰八月,敕放郧州省家。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朝廷。
当年冬,杜甫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回华州,正值唐军九节度使邺城战役使郭子仪六十万大军溃败,朝廷大肆抓丁以补充军力,杜甫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七月,杜甫弃官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人生苦旅。在漂泊的旅途中杜甫全家备尝艰辛,一度濒临绝境。十月,缺衣少食的杜甫携家离开秦州,南赴同谷(今甘肃成县),想解决衣食之忧。不料到同谷后,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完全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之中。杜甫在诗歌中用字字血泪记录下这段最为艰苦的岁月,“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杜甫入蜀
十二月初,杜甫于无奈之下再次逃难,携家离开同谷入蜀,于年底抵达成都,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的好友,他给予了杜甫许多帮助,杜甫的生活开始安定,“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因为这一年之内奔波流离,不断逃难,杜甫称之为“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一家在亲友们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即为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杜甫送严武入朝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一带。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朝廷召他为补京兆功曹,他却不去任职。二年正月,严武再任职成都,几次写信希望杜甫回来。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
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退出严武的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次年暮春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甚至以船为家,“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杜甫诗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居夔州近两年,写诗四百余首。
杜甫去世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携家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大历五年(770年?月?日)冬,杜甫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杜甫因“风疾”病逝。
杜甫的逝世至今都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些专家认为杜甫是因糖尿病而死,并在杜诗中找到证据,“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长卿病是指司马相如患有的消渴症,即糖尿病。一说杜甫人在耒阳,为洪水所困,十余日未进食,后来耒阳聂县令雇小船来接他,并且赠送许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尽,竟大饱而死。杜甫灵柩停厝在岳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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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作者:唐·杜甫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作品注释
⑴秋高:秋深。怒号(háo):大声吼叫。
⑵三重(chóng)茅:几层茅草。三,泛指多。
⑶挂罥(juàn):挂着,挂住。罥,挂。长(cháng):高。
⑷塘坳(ào):低洼积水的地方(即池塘)。塘,一作”堂“。坳,水边低地。
⑸忍能对面为盗贼:竟忍心这样当面做“贼”。忍能,忍心如此。对面,当面。为,做。
⑹入竹去:进入竹林。
⑺呼不得:喝止不住。
⑻俄顷(qǐng):不久,一会儿,顷刻之间。
⑼秋天漠漠向昏黑(古音念hè):指秋季的天空阴沉迷蒙,渐渐黑了下来。
⑽布衾(qīn):布质的被子。衾,被子。
⑾娇儿恶卧踏里裂:孩子睡相不好,把被里都蹬坏了。恶卧,睡相不好。裂,使动用法,使……裂。
⑿床头屋漏无干处:意思是,整个房子都没有干的地方了。屋漏,根据《辞源》释义,指房子西北角,古人在此开天窗,阳光便从此处照射进来。“床头屋漏”,泛指整个屋子。
⒀雨脚如麻:形容雨点不间断,像下垂的麻线一样密集。雨脚,雨点。
⒁丧(sāng)乱:战乱,指安史之乱。
⒂沾湿:潮湿不干。何由彻:如何才能挨到天亮。彻,彻晓。
⒃安得:如何能得到。广厦(shà):宽敞的大屋。
⒄大庇(bì):全部遮盖、掩护起来。庇,遮盖,掩护。寒士:“士”原指士人,即文化人,但此处是泛指贫寒的士人们。俱:都。欢颜:喜笑颜开。
⒄呜呼:书面感叹词,表示叹息,相当于“唉”。
⒅突兀(wù):高耸的样子,这里用来形容广厦。见(xiàn):通“现”,出现。
⒆庐:茅屋。亦:一作“意”。足:值得。
作品译文
八月里秋深,狂风怒号,狂风卷走了我屋顶上好几层茅草。茅草乱飞,渡过浣花溪,散落在对岸江边。飞得高的茅草缠绕在高高的树梢上,飞得低的飘飘洒洒沉落到池塘和洼地里。
南村的一群儿童欺负我年老没力气,竟忍心这样当面做“贼”抢东西,毫无顾忌地抱着茅草跑进竹林去了。我嘴唇干燥也喝止不住,回来后拄着拐杖,独自叹息。
一会儿风停了,天空中乌云像墨一样黑,深秋天空阴沉迷蒙渐渐黑下来了。布被盖了多年,又冷又硬,像铁板似的。孩子睡觉姿势不好,把被子蹬破了。一下雨屋顶漏水,屋内没有一点儿干燥的地方,房顶的雨水像麻线一样不停地往下漏。自从安史之乱之后,我睡眠的时间很少,长夜漫漫,屋漏床湿,怎能挨到天亮。
如何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普遍地庇覆天下间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开颜欢笑,房子在风雨中也不为所动,安稳得像是山一样?唉!什么时候眼前出现这样高耸的房屋,到那时即使我的茅屋被秋风所吹破,我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八月。公元759年(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杜甫弃官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又辗转经同谷(今甘肃成县)到了巴陵。公元760年(乾元三年)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公元761年(上元二年)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诗人由自身遭遇联想到战乱以来的万方多难,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
作品赏析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九。下面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霍松林教授对此诗的赏析要点。
此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
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节五句,句句押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面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回。“卷”、“飞”、“渡”、“洒”、“挂罥”、“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读这几句诗,读者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法,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节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然而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谓:竟然忍心在我的眼前做盗贼!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又呈吴郎》一诗里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浇薄,就意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第三节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难以入睡。“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而表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宏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读者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名家点评
《唐诗援》:“‘安得广厦千万间’,发此大愿力,便是措大想头。”申凫盟此语最妙。他人定谓是老杜比稷、契处矣。
《唐诗镜》:子美七言古诗气大力厚,故多局面可观。力厚,澄之使清;气大,束之使峻:斯尽善矣。
《诗源辨体》:《茅屋为秋风所破》,亦为宋人滥觞,皆变体也。
《唐诗归》:钟云:好笑!好哭(“南村群童”二句下)。钟云:“入竹”妙!妙(“公然抱茅”句下)!谭云:“恶卧”,尽小儿睡性(“娇儿恶卧”句下)。
《杜臆》:“广厦万间”,“大庇寒士”,创见故奇,袭之便觉可厌。……“呜呼”一转,固是曲终馀意,亦是通篇大结。
《义门读书记》:元气淋漓,自抒胸臆,非出外袭也。“自叹息”三字,直贯注结处(“归来倚杖”句下)。“风”字带收前半(“风雨不动”句下)。
《唐宋诗醇》:极无聊事,以直写见笔力,入后大波轩然而起,叠笔作收,如龙掉尾,非仅见此老胸怀。若无此意,则诗亦可不作。朱鹤龄曰:白乐天云:“安得布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此意。
《读杜心解》:起五句完题,笔亦如飘风之来,疾卷了当。“南村”五句,述初破不可耐之状,笔力恣横。单句缩住、黯然。“俄顷”八句,述破后拉杂事,停“风”接“雨”,忽变一境;满眼“黑”、“湿”,笔笔写生。“自经丧乱”,又带入平时苦趣,令此夜彻晓,加倍烦难。末五句,翻出奇情,作矫尾厉角之势。……结仍一笔兜转,又复飘忽如风。《楠树篇》峻整,《茅屋篇》奇奡。
《杜诗镜铨》:邵子湘云:此老襟抱自阔,与蝼蚁辈迥异。诗亦以朴胜,遂开宋派。蒋弱六云:此处若再加叹息,不成文矣。妙竞推开自家,向大处作结,于极潦倒中正有兴会(“安得广厦”句下)。还说穷话,妙(“风雨不动”句下)。
《网师园唐诗笺》:“安得”三句,固屋破而思广厦之庇,转说到独破不妨,想见“胞与”意量。末二句,有意必尽,惟老杜用笔喜如此。
《岘佣说诗》:后段胸襟极阔,然前半太觉村朴,如“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四语,及“骄儿恶卧踏里裂”语,殊不可学。
《十八家诗钞》:张曰:沉雄壮阔,奇繁变化,此老独擅。
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尝自称少陵野老。举进士不第,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其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在艺术上,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尤长于律诗;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语言精炼,具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存诗1400多首,有《杜工部集》。
晋剧的有关知识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唐代·杜甫《羌村》 羌村
唐代 : 杜甫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归乡 , 乡村 , 生活组诗 译文及注释译文
西天布满重峦叠嶂似的红云,阳光透过云脚斜射在地面上。
经过千里跋涉到了家门,目睹萧瑟的柴门和鸟雀的聒噪,好生萧条啊!
妻子和孩子们没想到我还活着,愣了好一会儿才喜极而泣。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能够活着回来,确实有些偶然。
邻居闻讯而来,围观的人在矮墙后挤得满满的,无不感慨叹息。
夜很深了,夫妻相对而坐,仿佛在梦中,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
人到晚年了,还感觉是在苟且偷生,但又迫于无奈,终日郁郁寡欢。
儿子整日缠在我膝旁,寸步不离,害怕我回家没几天又要离开。
闲来绕数漫步,往昔追随皇帝的情景出现在眼前,可事过境迁,只留下遗憾和叹息。
一阵凉风吹来,更觉自己报国无门,百感交集,备受煎熬。
幸好知道已经秋收了,新酿的家酒虽未出糟,但已感到醇香美酒正从糟床汩汩渗出。
现在这些酒已足够喝的了,姑且用它来麻醉一下自己吧。
成群的鸡正在乱叫,客人来时,鸡又争又斗。
把鸡赶上了树端,这才听到有人在敲柴门。
四五位村中的年长者,来慰问我由远地归来。
手里都带着礼物,从榼里往外倒酒,酒有的清,有的浊。
一再解释说:“酒味为什么淡薄,是由于田地没人去耕耘。
战争尚未停息,年轻人全都东征去了。”
请让我为父老歌唱,在艰难的日子里, 感谢父老携酒慰问的深情。
吟唱完毕,我不禁仰天长叹,在座的客人也都热泪纵横不绝,悲伤之至。
鉴赏这三首诗是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杜甫从左拾遗任上被放还鄜州羌村(在今陕西富县南)探家时所作。关于这组诗,《古唐诗合解》这样评说:“三首哀思苦语,凄恻动人。总之,身虽到家,而心实忧国。实境实情,一语足抵人数语。”足见这组诗所蕴含的社会现实内容。
第一首着重写诗人刚到家时合家欢聚惊喜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战乱时期出现的特有心理。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天边的夕阳也急于躲到地平线下休息,柴门前的树梢上有几只鸟儿鸣叫不停,这喧宾夺主的声浪反衬出那个特殊岁月乡村生活的萧索荒凉。即便如此,鸟雀的鸣叫声,也增添了“归客千里至”的喜悦气氛,带有喜迎归者之意。诗人的归来连鸟雀都为之欢欣,更何况诗人的妻子和儿女。这首诗开篇四句措词平实,但蕴意深厚,为下文的叙事抒情渲染了气氛。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诗人逼真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诗人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家人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满了泪水,泪水中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于是,诗人发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从诗人幸存的“偶然”,读者可以体会到悲哀的“必然”。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能使读者在读后惊心动魄,其秘密就在于它绝不只是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邻里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而在这种感叹和唏嘘中,又含有诗人自家的伤痛。“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诗人感觉不够真实。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诗人觉得犹如在梦境中一样。诗人用这样两句简朴的语言将战争年代人们的独特感受更强烈地呈现出来,由写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这种描写十分具有典型性。
第二首,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像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群鸡的争斗乱叫也是暗喻时世的动荡纷乱,同时,这样的画面也是乡村特有的。正是鸡叫声招来了诗人出门驱赶群鸡、迎接邻里的举动,“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起首四句,用语简朴质实,将乡村特有的景致描绘了出来,而这种质朴,与下文父老乡邻的真挚淳厚的情谊相契合。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四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四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四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创作背景公元757年旧历五月,刚任左拾遗不久的杜甫因上书援救被罢相的房琯,触怒肃宗,闰八月,便命他离开凤翔。杜甫回羌村前已有十多个月没和家里通音信了,由于兵荒马乱,杜甫当时的心情十分焦虑。乱离中的诗人历尽艰险,终于平安与家小相聚,于是写下了著名的组诗《羌村》三首。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1539篇诗文
扫西风门径,黄叶凋零,白云萧散。柳换枯阴,赋归来何晚。爽气霏霏,翠蛾眉妩,聊慰登临眼。故国如尘,故人如梦,登高还懒。数点寒英,为谁零落,楚魄难招,暮寒堪揽。步屟荒篱,谁念幽芳远。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试引芳樽,不知消得,和多依黯。——宋代·王沂孙《醉蓬莱·归故山》醉蓬莱·归故山
宋代 : 王沂孙
扫西风门径,黄叶凋零,白云萧散。柳换枯阴,赋归来何晚。爽气霏霏,翠蛾眉妩,聊慰登临眼。故国如尘,故人如梦,登高还懒。数点寒英,为谁零落,楚魄难招,暮寒堪揽。步屟荒篱,谁念幽芳远。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试引芳樽,不知消得,和多依黯。 归乡 , 抒情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唐代·杜甫《羌村》
羌村
唐代 : 杜甫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
归乡 , 乡村 , 生活 , 组诗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清代·黄景仁《癸巳除夕偶成》癸巳除夕偶成
清代 : 黄景仁
除夕 , 归乡忧愤山西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因兴起于晋中汾阳、孝义、祁县、太谷及太原一带,所以又称为“中路梆子”或“中路戏”。它和蒲州梆子、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合称“山西四大梆子”。流传外地后,被称为“山西梆子”,建国后改今称。晋剧在形成初期,仅流行于晋中盆地十县和西部八县以及东四处(平定、昔阳、孟县、寿阳),主要观众是农民。后以太原为中心,逐步扩大到晋北、晋南与晋东南个别县份。随着晋中商人赴外经商,晋剧的活动范围又逐步扩大到张家口、北京、天津以及陕北、甘肃的部分地区。清末民初,中路梆子的班社还曾到上海演出。在张家口和冀西井陉一带,它己成为当地主要剧种,设有许多职业剧团,一些晋剧著名艺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为当地培养出许多演员。 S}
关于晋剧的渊源,老艺人中传说不一。一说是蒲州梆子向北发展,为了适应晋中地区观众的欣赏要求,逐渐形成中路梆子。一说晋剧与北路梆于原是同一个剧种,后在晋中地区逐渐地方化,才从北路梆子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剧种。还有一说认为它是在晋中祁太秧歌等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蒲剧、北路梆子等的艺术营养而形成。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从晋中地区早期组班要约蒲州艺人,设科班教戏要请蒲州艺人当教师,以及学戏语音要以“蒲白”(晋南地方官话)为准等事实来看,一般认为中路梆子是由蒲州梆子演变而来。在演变过程中,艺人们吸收、融化了祁太秧歌和汾孝干板秧歌的腔调和打击乐器等,在语音、唱腔、表演上均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自己高亢激越而又清新委婉的风格。 早在晋剧形成之前,晋中一带,就有关于“并州腔”、“三例腔”的记载。到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中路梆子已非常盛行。清咸丰、同治(1851-1874)以后,晋中票号兴旺,商业发达,中路梆子的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先后出现了许多著名班社和演员。不少爱好戏曲的豪商巨贾,出资邀请著名艺人组成实力雄厚的“字号班”。一些文人也参加了戏曲活动,如太原北后街“字号班”。一个研究晋剧的艺术团体。民间“闹票”、“打座场”等演唱活动更为频繁。晋中平原及东西山,民间迎神赛会很多,如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庙会、四月初八奶奶庙会、五月十三日关帝庙会等。这些庙会正日都要唱戏敬神。此外,正月天地会要唱“人口戏”,粮行要唱“添仓戏”;四月和七月龙王庙要唱“雨戏”,民间祈雨时要唱“安神戏”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侵占太原及晋中各县,中路梆子受到严重摧残,班社纷纷解散,艺人四处逃亡。而在中国***领导下的晋绥边区,于1939年后,曾先后成立了七月、人民、吕梁三大剧社,在战争环境中,还能培养出大批晋剧人才,编演了不少新戏。这期间,除移植上演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外,还编演了以岳飞被害为题材的古装戏《千古恨》和表现边区劳模事迹的现代戏《新屯堡》等。 建国后,山西、内蒙、河北等地,先后建立起许多晋剧演出团体,整理和创作了一批传统和现代戏,并培养出大批中、青年演员。 e
晋剧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过去晋剧纯由男演员演唱,一般定F调;后逐步发展到以演员为主,改定G调。除“二音子”用假音演唱外,乱弹分七种板式:平板(亦称:“四股眼”)4 /4为拍;夹板为2 /4拍;二性为 1/4拍;流水为1 /4拍;另外还有介板、倒板、滚白等。每种板式还有许多变化。如流水板中即有大流水、小流水、紧流水、慢流水、二流水等。此外还有三花腔、五花腔、走马腔、三倒腔、倒板腔等许多花腔。 晋剧十分注意运用二人以上的对唱、轮唱手段发挥其唱腔的艺术特色。如《忠报国》,通过大花脸、须生正旦的轮唱,追述以往故事,交流当前感情。轮唱中多用适于叙事的二性板,旋律舒展。《走雪山》中是以老生与青衣的对唱,来表现曹府遭祸后,老家人保姑娘仓皇逃难的故事。先以介板对唱,表现主仆脱离虎口时的狼狈状态;继以二性轮唱,追叙受迫害的经过,男声方落,女声又起,交替歌唱,别有韵味。 在晋剧中也有大段独唱。这种独唱,一般用慢垛板;如《空城计》、《见皇姑》、《打金枝》中的孔明、秦香莲和沈后的单独唱段,无锣鼓之响,有丝弦之音,行腔运调有如甘露细雨,点点入地。在晋剧唱腔中,还有用平板、夹板、二性、流水等组成的套唱腔。一般用于追叙、忏悔、思考问题等。 滚白是用以表现泣不成声,极度悲哀的情绪。从过门到唱腔,都有极大的感染力。如《芦花》中闵德仁的两闪滚白,往往是演员挥泪而歌,观众弹泪而听。 过去晋剧文武场编制为九人,称“九手场面”,即鼓板(指挥)、铙钹、马锣、小锣、梆子、吸胡、三弦、二弦、四弦。有时伴奏中需用铰子,由弹四弦者代操;需要唢呐伴奏时,则由弹三弦、拉二弦者代吹。文场乐器,呼胡是中音乐器,亦名“葫芦子”。椰壳,比板胡壳大,状如鸡心,口面直径约12-13厘米,粘以桐木板。主档以硬木质制作,长70厘米。安有腰码,固定在档之中部。下码置于桐木面上端六分之五处。马尾竹弓,音质柔和,酷似男中音声腔。呼胡拉主旋律,二弦、三弦、四弦配合伴奏。艺人说:“呼胡、三弦是肌肉,二弦是骨头,四弦是筋。”又说:“呼胡立杆子,二弦加塞子,三弦补窟子,四弦掌尺子、定调子。”打击乐器中的马锣,既重且大,直径55厘米,厚约1厘米,声音不散不躁,现多用“六”字马锣,与弦乐“sl”音相全,故有用马锣定音的传统习惯。 晋剧弦乐牌曲很多。表现愉快情绪的有〔绣荷包〕等。表现苦恼的有〔太阳神针〕等,紧张用〔紧杀鸡〕,舒缓用〔大寄生〕。这些曲牌可单独使用,也可联辍使用。如《打金枝》中的《闹宫》与《春秋配》中的《拣柴》的音乐,就是用若干曲牌组成的联奏曲。唢呐曲牌也很多,如“坐帐”用的〔开门鼓〕、〔慢拜场〕等,能渲染元帅升帐时隆重庄严的气氛。《战宛城》中用的〔对舞〕,有千军万马奔腾攻战的气势。 打击乐的锣鼓点,约有四、五十种。如〔硬三锤〕、〔五锤子〕、〔三翻鹞〕、〔小战〕、〔战煞〕、〔海沙〕、〔披头〕、〔帽子头〕、〔回头〕等。使用时,可根据剧情发展需要来选择。如〔闷场〕(俗称揉肚子),可配合人物捶胸、顿足、立坐不安的动作与呼喊节奏。《斩黄袍》中高怀德上场,《回荆州》中赵云上场,《长板坡》中张飞斥责赵云之后,都是用这种鼓点来衬托人物烦躁和焦急情绪。中路梆子有时在四股眼、夹板、二性唱腔之前,使用〔七锤子〕与弦乐接,必要时带〔撩子〕配合剧中人耍马鞭、或“接门”的动作。《坐楼杀惜》中宋江杀死阎婆惜,从她身上搜索梁山书信时,用〔小战〕伴奏,有力地渲染了其战战兢兢,极度紧张的状态。 Rh{auO
晋剧中,分传统的生、旦、花脸三大行为红、黑、生、旦、丑五行。清末民初,晋剧中已形成五大行,十五小行。五大行指的是:红(胡子生)、黑(花脸)、生、旦、丑。十五小行指的是:正红、老生(正红、大黑兼)、大黑、二黑、小生、武生、娃娃生、正旦(青衣)、小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文丑、武丑。中、北路梆子清代时大致与蒲州梆子的脚色行当相同,后逐渐发展变化。到清末民初,中、北路梆子已形成五大行、十五小行。五大行:红(胡子生)、黑(花脸)、生、旦、丑。十五小行:正红、老生(正红、大黑兼)、大黑、二黑、小生、武生、娃娃生、正旦(青衣)、小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文丑、武丑。 晋剧的脚色行当,根据演员的技艺高低及在群众中的影响程度,分为头套(亦称头路、头牌)、二套(二路、二牌)、零碎三类。头套演剧中主要人物,二套演次等人物,零碎应杂。《蝴蝶杯》为便,田云山为头套胡子生应工,胡晏为二套应工,零碎则扮演家院田明。 晋剧的脚色行当中,生行中的胡子生为最主要的行当,一般戏班以其为挑班演员,故称之为挑大梁的,在戏班中所挣“戏份子”(即工资)最高。胡子生可分为黑胡子生、老生、红生,多扮演中老年的正派人物。戴三绺(关羽则为五绺)髯口为其主要标志。一般群众和演员在习惯上都称胡子生演员为唱红的。四大梆子中的胡子生演员以“红”为艺名的尤多。胡子生中戴黑髯(一般为黑三绺)称黑胡生,居胡子生之首,多扮演帝王将相、官吏员外等有地位的中年男子,须生演员必须具备过硬的唱念功夫和扎实的腰退功、武功;另外还须掌握梢于功、髯口功、帽翅功、幅子功、靴子功、鞭子功等高难度技巧。唱功戏、做功戏、功架戏均要能拿得起。能唱不能做或能做不能唱,称不上好把式,只能算片(撇)子演员,不够挑班资格。在唱念上讲究吐字清楚、喷口有力、缓疾有致,以本嗓为兼用假音(背弓音),具有高亢激昂之特色。身段、功架则讲究仪表庄重、英武刚健。因因子生演员表演难度大,扛戏分量重,故四大梆子的胡子生历来均由男演员担任,已成传统。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晋剧中涌现出以丁果仙为代表的一批胡子生女演员,称之为坤角。她门以嗓音明亮清脆、扮相俊美大方、做戏逼真细腻见长,赢得广大观众欢迎,迅速取代了男角胡子生在晋剧中的头牌地位。但是,由于女胡子生演员生理条件所限,一些身段、功架、武功较重的戏难以胜任,致使一些剧目逐渐从舞台上消失,如《出棠邑》、《观阵》、《上天台》、《五雷阵》等。 胡子生行当中还有老生。红生之分。老生,扮演老年长者,挂白三缮或苍三绺,表演以倡做为主,苍老、凝重、朴实是其主要特色。红生戴黑三绺,勾红脸,扮演勇武忠直的人物。 小生:分文生、武生、娃娃生。文生有纱帽生、翎子生、巾子生、穷生等。主要扮演青年男子。纱帽生,戴纱帽,穿蟒袍或官衣,扮演有功名的人物,表演上要求仪态端庄洒脱。翎子生以头插锥尾为主要标志,多扮演武将和文武双全的人物。一般由文武小生扮演,。要翎子为这类脚色绝活。巾子生,戴巾于,穿褶子,持折扇(故又称扇子生),主要演风流儒雅的公子,表演上要求风流潇洒、儒雅俊秀。穷生,穿素道袍或富贵衣扮演落魄书生一类人物。要求表演出人物穷困潦倒及贫而有志的神情形态,娃娃生,扮演少年儿童,戏的分量不重,多由童伶、学员扮演。武生:分短打、长靠两种。扮演擅长武艺的青壮年男子。短打武生,戴罗帽,穿箭衣、侉衣、豹衣,表演上以武打、翻跌为主,武生扎大靠,着厚底靴,表演上以开打、功架为主。 旦行:主要有正量(包括闺门旦)、小数点旦、老旦、彩旦、武旦、刀马旦。正旦,又称大旦、青衣,多饰演已婚、正派的中年妇女。以唱做为主,宁静端庄、晓理贤慧为其主要特色,另外有一些唱功戏中的未婚女子(所谓“闺门旦”)。也由正旦应工,正旦常与胡子生配戏,戏的分量一般都较重。小旦,多扮演青少年女子,有小旦、花旦之分,二者的区别在于人物的性格及表演特点。小旦多扮演正派纯真的青年女子,表演以唱做为主。以活泼伶俐、天真烂漫、举动敏捷见长。花旦则以做功和念白为主,多扮演放浪泼辣或妖艳俏丽的青年女子,以泼辣刁狠为主要特点。正旦、小旦为梆子戏中的主要行当,故有“一窝旦(正旦和小旦)吃饱饭”,“一旦挑八角”之说。老旦,扮演老年妇女,彩旦,也称丑旦、丑婆子,扮演滑稽或刁奸的妇女,武旦,扮演勇武的女性人物,一般为小打扮,不穿蟒靠,重武打。一般班社由刀马旦兼任。刀马旦、多扮演擅长武艺的青壮年妇女。身扎大靠,头戴七星额子,插翎子,唱做打和舞蹈并重。这类脚色大都由功底扎实的小旦演员扮演,故亦称为刀马小旦。 花脸行:也称净、黑头。分大花脸、二花脸。多扮演相貌、性格、品质特异的人物,均以面部勾脸(即在面部勾画各种颜色的脸谱)为主要标志。大花脸,偏重唱、念、做、举止稳重,主要扮演身份地位较高的人物,如包拯、曹操、徐彦昭等。大花脸有花脸、白脸、黑脸、红脸、净脸之分,由人物的性格、品质及行为所定。如包拯黑脸,以示其秉公执法、铁面无私;曹操、潘仕美由因其奸诈、残忍,勾白胸;关羽勾戏脸,以表示其忠心不二的品质和英武刚强的性格。过去,有“花脸不挑班”之说,但也有个别艺术成就高的演员仍可以挑班,如晋剧花脸学员乔国瑞(狮子黑)即曾挑班多年。 过去,梆子戏有代脚制(也称代行制),这是由于旧班社中演职人员不足所致。彩旦通常由丑行代,个别小旦演员也代之,如晋剧演员冀美莲演《拾玉镯》的刘媒婆、《风筝误》的丑姑娘,深得广大观众赞誉。建国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及观众的要求,剧团编制逐渐扩大,演职人员大大增加,戏校和训练班也注意培养老旦演员,除少数剧团外,多数均有专人扮演。但彩旦、娃娃生的代脚制仍延用至今。
晋剧,即中路梆子,是山西省的代表性剧种,为山西省的四大梆子之一。由于它的活动地区在山西中部,尤其是在太原附近、晋中一带,而且这一剧种历来受到山西中部广大群众的欢迎、喜爱,因称中路梆子。
中路梆子的特点是旋律婉转、流畅,曲调优美、圆润、亲切,道白清晰,具有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自己独特风格。
中路梆子渊源于蒲州梆子,清道光、咸丰年间已经盛行。它吸收了蒲剧的许多特点,又经过许多艺人的丰富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以说,它是在蒲剧基础上大胆突破和创新而形成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梆子戏。
近百年来,中路梆子的一些前辈、老艺人对这一剧种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孟珍卿(艺名“三儿生”)、张景云(艺名“十三红”)、高文翰(艺名“说书红”)、乔国瑞(艺名“狮子黑”)、田桂子、毛毛旦、油樵旦等,在唱腔和做派上,不断创新,不断改进,路子越走越宽,戏越演越精。尤其是著名晋剧演员丁果仙登台后,由于她的艰苦的戏曲舞台实践,在唱腔、道白、做派等方面,都有新的改进,对今日晋剧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中路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很容易吸收兄弟剧种的长处,融会贯通。因此,这一剧种演出范围也随之逐步扩大。抗日战争以前,已经扩展到河北西部、陕西北部、内蒙地区。在以上地区,相继建立了固定的中路梆子剧团,演唱晋剧。抗日战争中,许多中路梆子艺人参加了中国***领导下的挽救民族危亡的英勇斗争,在晋察冀、晋绥、太行等革命根据地演出。他们不仅演传统戏,而且还演现代戏、新编剧目。在前方和根据地公演,受到人民的赞扬,对鼓舞人民的士气,起到一定的作用。晋绥七月剧社(中路梆子)曾随军到西安、成都、甘肃天水等地进行过较长时期的演出活动。
解放以后,中路梆子剧团逐渐增多,尤其在晋中、吕梁、太原地区,差不多县县有专业剧团,许多村镇有业余剧团。著名剧目《打金技》已拍成**。
山西省晋剧院是山西省晋剧主要演出团体。成立于一九五九年二月。这个剧团演出历史较久,多年来,培养了不少青年演员,积累了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许多优秀演员荟萃于此,受到了山西省晋剧到好者的拥戴。
山西省晋剧院设在太原,现有演职人员二百八十七人。这个剧院,在历史上曾经汇集了山西省内晋剧的老艺人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梁巧云、冀美莲等人。这些老艺人,经过舞台生活的千雕百凿,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表演风格、唱腔,在群众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和很高的威信。
现在,这个剧院的著名演员有王爱爱、田桂兰、冀平、马玉楼、刘汉银、郭凤英、王宝钗等。山西省晋剧院的代表剧目有传统戏《打金枝》、《含嫣》、《小宴》、《杀宫》、《算粮》等。
中路梆子溯源及发展概况
晋剧,原名中路梆子,它是在蒲州梆子孕育下产生的一个剧种,起初主要活动在山西省中部地区,即清代的太原府、汾州府及平定州所辖的各县。后来,由于发展迅猛,流传地区逐步扩展,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直至成为今天山西省戏剧的代表剧种——晋剧。
起源探讨
关于中路梆子的起源,曾经是晋剧史研究工作者多年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我掌握的资料考证,中路梆子的起源应在清代咸丰年间为妥。因为在此之前,从大量舞台题所揭示的山西中部城乡戏剧演出中,主要为蒲州梆子、京都花腔班(今北京剧)和江南丝竹班(南昆曲)三种,根本未见有关“中路梆子”的记述痕迹。只是到了道光初年,被当时称作山西梆子的蒲州梆子再度复兴,所谓:“道光皇帝登龙廷,山西梆子又时兴”时期,蒲梆北上,来到了晋中、太原一带演出,不仅轰动了太原,而且也震撼了北京,这也正迎合了中路地区崛起的一批富商大贾们的娱乐要求,于是他们就以承包形式,邀请蒲梆班社在中路演出,这就是中路富商承办戏班的开始,但剧种仍为蒲剧。其代表班有平遥县的万和班、小平遥班,及介休县的吉庆班等。
到了咸丰初年,蒲梆开始冷落下来,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义军一部于咸丰三年八月到达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其矛头直指清王朝的首都北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蒲剧在内的外地剧种,很少再来中路地区演出了,致使中路地区出现了一个戏剧活动相对空缺的时期,这对酷爱着戏的中路群众,尤其是富商们来说倍感失望,于是少数人便开始邀请赋闲文人、票友以及秧歌、皮影艺人等,组织研讨班子,拟创立自己的剧种。到了咸丰中后期,经过众多班子的努力研讨,终于在继承蒲梆音韵和锣鼓经点的基础上,结合中路秧歌等的唱腔特点,初步形成了中路梆子的雏形班社,并开始试点演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榆次黑店班和祁县三庆班,参加艺人,除了滞留的蒲梆艺人、秧歌及皮影艺人外,还有吹鼓手、店员、矿工、票友等。
到了同治初年,山西社会秩序好转。新型中路梆子的出现,也受到了更多富商财主们的亲睐。于是以祁县城城金财主为代表的太谷、榆次平遥、孝义、介休等地的财主们,先后成立了上、下聚梨园班、四喜班、四兴班、四庆班等班社,他们在演出实践中,互相学习,不断改进,使唱腔及文武场面日趋完善;又学习外地剧种管理班社的经验,使戏班逐步走向了正规化。戏班人员,除文武场保留中路籍艺人外,其他演员大都以高薪从蒲州聘来,所以民间有:“祁太镏子,蒲州丸子”的谚语。其次,大商家还修建戏房院,购置苏杭刺绣行头,增添运输车辆,制定演出计划。如戏班自负运输,每个台口大都演出三天,每天上、下午,晚三开戏,戏班自办伙食。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垛箱歇班,艺人放假,次年正月再来组班。班主宏观领导,具体事物由承事人、掌班人负责。戏班不属商业性质,盈亏全由班主自负。只是每到一处,将木制的、标有某某县某某财主所承戏班名称的虎牌立在前台,以示夸耀,还要在后台粉壁墙上题笔留名。这些舞台题笔内容广泛,成了我们今天研究晋剧发展史的金石之证。
随着中路梆子的日益定型,引起了中小财主和中等商人的承班兴趣。他们也从蒲州请来艺人或招来儿童,成立科班。至同治末年,中路梆子班社已在山西中路、以至北路少数州县初具规模。比较出名的新承戏班有:介休的和盛班、徐沟的五义园、太谷的四盛和班、祁县的双庆园、太原的郝店班、汾州府的义庆班等。出名演员有一千红、八百黑、王彩云、云遮月、天明亮、棒杵红,以及鼓师杨青、宋兴儿,琴师彭根只等。经常上演的剧目有:《和氏璧》、《棋盘街》、《春秋配》、《普救诗》、《御果园》、《渔家乐》、《赵家楼》、《炮烙柱》、《锋箭头》、《吉庆图》、《落马湖》、《北天门》、《抚琴》、《偷鸡》、《扫雪》、及昆曲戏《草坡》、《赐副》、《庆顶珠》等。由于艺人的精湛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晋中仍有“四喜班,是好戏,秃红、吐丑、盖陕西。人参娃娃、大嘴丑,后边跟的一杆旗……”等戏谚流传。不过,此时的中路梆子,在山西戏苑中仍是一枝新秀,而以金和班为首的蒲州梆子、三庆班为首的京都花腔班、鸣福班为首的江南昆曲班等,仍活跃在中路地区,形成了多剧并存、争芬斗妍的时代。
可惜上述局面维持不久,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发生了。光绪元到四年,山西与邻省陆续遭受特大旱虫等自然灾害,在此情况下,多数戏班停演,艺人失散或丧身,就连曾解囊资助的富商大贾也改变了初衷。到光绪六七年后,中路梆子才开始恢复,起班社有原来长年包份制的娱乐性团体,变为以名老艺人承班、或以财主领衔承班的商业性经营组织。此时,搭班艺人严重短缺,不得不就近收留中路籍贫苦儿童加入科班培养使用,他们经教学3-5月,便强行登台,俗称“犟出窝”。有的靠打骂体罚逼迫学戏,当时比较出名的科班有榆次流村的而保和班、清源杜村的喜梨园、孟封村的小梨园等。其中二保和班,培养的演员最多,几乎遍及中路各地。
辉煌时期
光绪十年后,中路梆子再次兴起,出现了中路艺人演中路戏的新气象,使旧日那种蒲梆艺人演中路戏的局面开始改变。从光绪十五年后到清末中路梆子进入一个辉煌时期。此时,中路各地的富商、财主、职员等,再次支持中路梆子的发展,他们有的自己承班,有的做艺人承班的后台,使戏剧班社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每个府、州、县在同一年里,承办班社不下两三个,最多的为太谷、平遥两县,常年班子不下5个。演出活动有庙会戏、集市戏、踩台戏、开光戏、商行戏、开市戏、求神戏、还愿戏、祭祀戏、婚丧寿庆戏及官戏等。一般村庄,每年也唱戏一台;大型集镇,每年多达5-10台,中路梆子已成为中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要剧种了,而且它也随中路商人远足张家口、包头、归化等地,与当地剧种竞献技。中路梆子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关系,吸收民间艺术等成份的不同,在表演程式、演唱风格,前场经谱上形成了三大流派,即以太原府辖县的上路班;汾州府辖县的下路班;平定、辽州所辖县的东四处班而区分。直到解放后上述三者的较小差异,合为一体。
这个时期,中路出名的班次有榆次的三保和班、会音班、太谷的坤梨园,祁县的荣升班、永盛园,平遥的同春园、祝丰园,介休的全福班、同盛园,汾州俯的春和园、如意班,孝义的长盛班、翠梨园,寿阳的小万顺园、三鸿班,盂县的福顺班、魁梨园,交城的仁义园,平定的四喜园等。北路有忻州的兴盛班、峰县的小景翠园、大同府的万盛班、五台县的昌盛园、天城(镇)县的合义班等。名艺人有三盏灯、二八黑、福盛生、玉石娃娃(刘玉富)、十里麻、核桃红、玻璃翠、玉昌红、金大丑、狗儿旦、玉印里、夜壶丑、没骨头、草上飞、六月鲜、五月鲜、黄芽韭、晒鞋旦、子都生,及文武场师傅任应只、杨甲成、孙三蛮、马锣三、赵毛蛮、杨七成等。上演代表剧目有《北游宫》、《雁塔寺》、《葫芦峪》、《乾坤带》、《日月图》、《牧虎关》、《忠孝义》、《赞王宫》、《芦花河》、《黄河阵》、《光武兴》、《南阳关》、《豫让桥》、《乌玉带》、《朝金鼎》、《铁冠图》、《奚皇庄》、《表功》、《戏叔》、《八蜡庙》、《宁武关》、《玉虎坠》等。广大观众公认的上三班好戏为太谷的坤梨园、锦梨园和祁县的荣升班。坤梨园在班主三盏灯的带领下,演的很红,被冠以“字号班”的美名。谚云:“三盏灯,进了城,买卖人,冒了魂……。”“三盏灯进了村,长工放羊的歇了工。前晌看了七星庙,后晌再看凳王宫。”可见演况之盛。
中路梆子的辉煌,还有一个标志是,遍布城乡的票儿班、自乐班。所谓票儿班,就是由商人、农民、私垫先生等自发建立的娱乐组织,参加者称票友,艺高的称“合文家”,大多是业余农闲聚集起来,自拉自唱,吸引不少观众。这种组织起到了义务向群众宣传戏剧、加深群众热爱戏剧的桥梁作用。所沥富乐班,是富豪人家利用歇班机会,将名艺人及文化名人请到家中一边演唱、娱乐,一边研讨修改剧本、曲调,或改进表演招式等。这种活动也叫“走暗场”,待成熟之后,上台正式演出,这叫“走明场”。这种由富人、知识分子和名老艺人组成的三结合自乐班,是中路梆子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其中,成效卓著者有太原县(今晋源镇)的聚文会、太谷北恍村曹家班、祁县城渠家班等。
中路梆子走向极盛之后,这时江南丝竹班、京都花腔班等基本退出了中路舞台,只有蒲梆偶尔还来,已势头大减。
辛亥革命后,中路各县一度动荡不安,有钱有势者大都采取回避观望态度。因此,中路梆子的承班人多改为前清衙门、镖局遗老等人充任。同时中路籍艺人队伍也已成长壮大,蒲梆艺人中除定居者外,其余已不再来中路搭班了。民国5—19年(1916—1930),山西局势相对稳定,中路梆子又进入第二个辉煌时期。特点是:
(一)班社林立,流派扩大。此时的中路梆子,不仅扎根雁北、占领口外,且在河北省西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省内原平阳府、潞安府所辖的北部各县,也发展建立了班社,形成了横跨我国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北、绥远、察哈尔5个省区的大型剧种,从而被人们称为山西梆子。仅就中路地区30个县来讲,这个阶段出现过的戏班就有120余个,其中寿阳最多,陆续承办过21个。著名的上三班好戏为太谷县杨成斋的锦梨园、胡万义的万福园和徐沟县陈玉的自诚园等。
(二)、名伶荟萃,竞争激烈。由于班社林立,互争高低。民国14年后,徐沟自诚园班主陈玉,第一次从张家口调回大牛牛、二女只等坤角艺人,与本班男艺人同台共演,引起轰动,观者如潮。接着是河北梆子武打艺人来晋搭班,他们的真刀真枪、实打实拚的武功戏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再是以太谷万福园为代表的一些班社,也不甘落后,二返蒲州,选聘新秀。这样就使中路梆子形成了一个人才济济、实力强大、互相竞争的大好局面。此时的名艺人,中路籍的有:盖天红、说书红、李子健(后唱了京戏)、十三红、小十二红、三儿生、天贵旦、毛毛旦、狮子黑、十七生、福义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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